第三百二十七章（第3/3页）

在土葬与火葬之争的过程中，宋朝官员的另一种做法则表现得非常明智，又富有人道主义精神，那就是在官地中划出一块“义地”，建成公墓，收葬贫民；或者设立公益性火葬场，助贫家火化。让贫无葬地之民得以葬亲——不管是土葬，还是火葬。

值得一说的，还有宋政府在诸州县推广的公益性公墓——“漏泽园”。宋代漏泽园有一套顾全逝者尊严的制度：免费收葬贫穷无葬身之地的逝者和无主的遗骸；坟墓统一规格，约八尺见方，以两块大方砖铭刻逝者的姓名、籍贯、生辰、安葬日期，有亲属信息的，也刻于砖上，作为标记；没有棺木的逝者，政府给予棺木收殓；贫困家庭若有亲人去世，也可主动申请安葬于漏泽园，政府将安排一块九尺见方的墓地——当然，不用收费；漏泽园还设有房屋，以便逝者的亲属来此祭祀。

宋政府又聘请有德僧人来主持、管理漏泽园，如南宋时，仁和、钱塘两县有“漏泽园一十二所”，“官府委德行僧二员主管，月给各支常平钱五贯、米一石。瘗及二百人，官府察明，申朝家给赐紫衣、师号赏之”。僧人由政府支付薪水：每月五贯钱、一石米。每收葬满二百人，可得到请赐紫衣、师号的奖励。

那么宋政府为漏泽园的福利事业投入了多少钱？宋真宗时，每收葬一名死者，政府需要花费六百文钱，包括棺木的费用；宋神宗时，要两千文；到南宋高宗时，大约是三千文。全国各地漏泽园的经费加起来，数目应该非常大。为了让国民在离开人世之后，能够获得有尊严的安葬，宋政府愿意从财政中掏出一大笔钱来，这，便是文明的一种表现。（《生活在宋朝》第四辑）

5. 受佛道二门的迷信做法

丧葬仪礼还受到佛、道二教和民间其他迷信的很深影响。主要表现在七七日和百日、周年之说，择日和择地安葬，做道场等功德，穿孝服，居丧饮食等方面。佛教编造人间和阴间、天堂和地狱的故事，说人死后，每遇第七天，其魂必经一次阴司，受许多苦。由头七、二七，一直到七七即过完最后一次阴司，称“断七”。然后有百日、三周年，都要经过一次阴司。百姓出于孝心和爱心，以及迷信无知，便在父母等亡故后，请僧徒做道场或水陆大会、打醮，写经造像，修建塔庙，称“做功德”。做完功德，又做羹饭，称“七次羹饭”。据说，这样便可弥补亡人的罪过，使之脱离地狱之苦，升入天堂，享受种种快乐；否则，永远打入地狱，受尽锉烧舂磨的痛苦，不得超生。道教原来只讲清净自然，没有地狱天堂之说，但见佛教僧侣获利，也加以仿效，编造了“送魂登天，代天肆赦，鼎釜油煎，谓之炼度；交梨火枣，用以为修”的说法，其中“可笑者甚多”[注释]。于是民间遇到丧事，请僧侣和道士念经、设斋、打醮、做佛事等，便成为习惯，鲜以为怪。

百姓还相信阴阳先生或“葬师”的话，人死后，安葬既择年月日时，又相信风水形势，认为日后子孙是否富贵贤寿或贫贱愚夭，全部靠此。所以，世俗多将棺柩寄放僧寺，无人看守，往往因为年月不利，拖延几十年不葬，甚至终身、数世不葬，不免被他人抛弃，或被盗贼所发，或遭水火漂焚。还有一些人家因为离卜葬的日期还远，又不愿出殡置之费，多停柩在家，以致将家中各种杂物放在棺上，就像使用几案一样。

6. 丧乐

在丧葬过程中，民间已习惯“用乐”即聘请乐队奏乐。初丧时，奏乐“娱尸”。出殡时，仪仗队由“美少年、长指甲”的僧侣敲打着从少数民族传来的花钹、花鼓槌在前引导，与丧者家属的号哭声前后呼应。宋初，曾下令禁止士庶之家在丧葬时用乐和僧徒仪仗前引，但收效甚微。南宋时，临安府居民在修设道场时，普遍用“瑜伽法事”，整天敲击鼓、钹。同时，民间在居丧期间，照样饮酒吃肉，还互相宴请，鲜以为怪。

7. 丧服和披发

子孙的孝服，在五代刘岳撰《书仪》时，规定五服（即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以亲疏为等差）都穿布衣，衣裳制度大略相同，这还接近“古礼”。到宋朝，由于“世俗多忌讳”，除非儿子为父母，媳妇为公婆，妻子为丈夫，小妻（妾）为丈夫，无人穿着麻布做的衣服。不然，丧家的尊长不同意，众人也会讥诮。当时还习惯遇到至亲丧事时，要披头散发表示哀悼。按照“古礼”，应披散全部头发。宋太宗死后，真宗“散发号擗（分裂）”。“有司定散发之礼”，仅皇太后“全披发”即披散全部头发，皇帝和皇后、诸王、公主、县主、诸王夫人、六宫内人皆“左被发”即披散左边的头发。民间则习惯为父亲只披散左边的头发，为母亲披散右边的头发，为公公披散后面左边的头发，为婆婆披散后面右边的头发。这比前代要复杂得多。

（以上都出自《两宋文化史》第八章 ，宋朝的礼制和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