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体的继承者

詹肯湾房子的名字写在招牌上—那是克雷格叔叔所为—挂在前面的阳台上，在红色徽章和英国国旗之间，看起来好像征募站或边境上的分界点。过去它曾经是邮电局，还有点儿官方和半公开的味道，因为克雷格叔叔是费里镇区的办事员，人们到他那儿领取结婚证或其他许可；镇议会在他的小房间或办公室开会，那里有档案柜，黑色皮沙发，大型的拉盖书桌，旗子，一张联邦创始者们的相片，另一张是国王、王后和小公主的相片，全部身着加冕礼的华丽服饰。还有一张镶在镜框里的原木屋的相片，它曾经就坐落在这间宽敞漂亮的砖房的位置上。这张照片仿佛是另一个国度，一切都比这里要低矮得多，泥泞而暗淡。污浊的灌木丛、大量长有黑斑的常青树围绕着建筑，房子前面的路是原木铺成的。

“就是人们所说的木排路。”克雷格叔叔告诉我。

几个只穿着衬衫的男人，留着八字胡，面目狰狞却不知怎么透露出些许无助，他们围着一匹马和马车站着。我问克雷格叔叔他在不在上面，这可真是个错误。

“我还以为你识字呢。”他说，指着潦草地写在马车轮下的日期：1860年6月10日。“我父亲那时还是个孩子呢。他在那儿，就在马头后面。他到1875年才结婚。我1882年才出生。你明白了吧？”

他对我很不满意，不是出于对自己年龄的虚荣心，而是因为我对时间和历史的错误认识。“我出生时，”他继续严肃地说，“相片上所有的灌木都消失了。那条路也没有了。换成了碎石路。”

他一只眼睛瞎了，动过手术，可还是看不清，有暗影；那眼皮可怕地低垂着。他体形臃肿，脸方方的，皮肉松弛。还有一张相片不在他房间里，而是在大厅对面的前屋，照片里，他伸展着身体卧在地毯上，后面坐着苍老的父母—一个丰满自足的金发少年，头枕在胳膊肘上。格雷斯姑妈和埃尔斯佩思姑妈是他的两个妹妹，她们刘海卷曲，穿着水手裙，分别坐在他头脚两侧的厚垫子上。我祖父，也就是父亲的父亲，站在克雷格父母的椅子后，他死于1918年的流感；一边是莫伊拉姑妈（那时还很苗条呢！），她住在波特菲尔德，另一边是海伦姑妈，她嫁了个鳏夫，他们周游世界，现在在英属哥伦比亚过着富裕的生活。“看你叔叔克雷格！”埃尔斯佩思姑妈或格雷斯姑妈擦拭相片上的灰尘时，经常说：“他看起来是不是觉得自己了不起，喔，就像一只舔光了所有奶油的猫！”她们说话的语气仿佛他还是那个小男孩，躺在那里，悠闲而傲慢，是她们纵容和取笑的对象。

克雷格叔叔爱发布新闻；有些我感兴趣，有些不。我想听听詹肯湾这个名字的来历，它是以一个被树砸死的年轻人命名的，就在路的上坡不远处；那时他来这里还不到一个月。克雷格叔叔的祖父，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在这里盖了房子，开了邮电局，创建了他希望并相信将来会很重要的镇，并以这个年轻人的名字为之命名。这样一个年轻人，一个单身汉，有什么好纪念的？

“他在哪儿死的？”

“就在上面，不到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

“我可以去看看是哪里吗？”

“没有标记。人们一般不为这样的地方做什么标记。”

克雷格叔叔不赞成地看着我，他不会为好奇所动。他总是认为我爱突发奇想，而且很愚蠢，我不怎么在意；他的判断中含有某种宽泛的非个人的东西，让我感到释然。我的不满也不会对他造成任何伤害和贬损，虽然他会指出来。这一点是令他失望和令别人失望之间最不同的地方，比如令我母亲甚至姑妈们失望。男性的自我中心感能让他和人们平静相处。

他告诉我的另一部分新闻和瓦瓦那什郡的政治历史有关，家庭的忠诚，人们的关系，选举中发生的事情。他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个真正相信公共事件和政治的人，而且对自己本身是这些事件的一部分相当笃定。虽然我父母总是听新闻广播，无论所听到的让他们灰心还是欣慰（多数是气馁，因为那是战争初期），我觉得，对我和对他们一样，世界发生的一切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不真实且充满了灾难和不幸。克雷格叔叔不这样畏缩。在他自己处理的镇区事务—通常都是很麻烦的事务—和总理在渥太华处理的国家大事之间，他能看到简单的联系。他对战争持乐观态度，认为那是终将自我耗尽的普通政治生活中的一次大爆发；他实际上更感兴趣的是战争会对选举有怎样的影响，征兵问题会在何种方面对自由党有利，而不关心战争本身。尽管他是爱国的，他还是挂出了旗帜，他出卖胜利公债。

不为镇区工作时，他埋头做两个项目—整理瓦瓦那什郡历史和我们1670年在爱尔兰开始的家谱。我们家族没有人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他们和爱尔兰新教徒结婚，生养了很多孩子。有一些没有结婚。有的孩子夭折了。家族里有四个人死于一场火灾。有一个人的两个妻子都是死于难产。一个人娶了罗马天主教徒。他们到加拿大之后，继续着同样的生活方式，多数和苏格兰新教徒结婚。对克雷格叔叔来说，有必要查到这些人的名字，血缘关系，出生、结婚和死亡三个重要的日期—如果没有结婚的话，就是出生和死亡两个日期。要完成这些，他通常要花费很大气力，还有惊人数量的世界范围的通信（他没有忘记家族中移民去澳大利亚的分支），并且用他自己大方而仔细的字体记录在这里。他没有向任何人问过，家族中有没有人做过比娶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女人的信仰用红笔在名字下标注出来）更有趣的事情；的确，如果有人做过的话，那就会颠覆他所有的记录。重要的不是个人的名字，是整个牢固而错综复杂的生命结构，它支撑着我们的过去。

这和本郡的历史一样，它的创建，稳定，发展，直至进入现在缓慢的下降趋势，只有一些小灾小难发生—杜伯敦的火灾，瓦瓦那什河的定期泛滥，某些寒冷的冬季，几起并不神秘的谋杀。郡里只出现了三位著名的人物—一位最高法院法官；一位考古学家，他在乔治亚湾发掘印第安村落，写了一部相关的书；一位女士，她的诗歌在加拿大和美国各地的报刊上发表。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日常生活。克雷格叔叔的档案和抽屉堆满了剪报、信件，里面包括天气的描述、一匹跑掉的马的记录、出席葬礼者的名单，那是大量累积的最为平凡的事实，他要把它们按顺序整理好。一切都要进入他的历史，他要让它成为瓦瓦那什的整个历史。他不会遗漏任何事情，所以在他去世时才整理到19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