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得勒支的宁静（第3/6页）

不过，这并非我转身的原因。我明白了，我其实是在等妈妈叫我，她躺在餐厅的沙发上叫我。在炎热的夏天，她就躺在那儿，拉下百叶窗，喝一两杯茶，反正这一两杯茶从来都没有喝完过。每到吃饭时间，就分给她一些食物，像对待一个生病的孩子那样。一小碗果脯，几片蛋糕。我觉得，仿佛没听到妈妈荒凉的叫声，我就没办法关上身后的门。当我准备回答她的时候，感觉到自己浑身上下格外沉重。她叫，谁在那儿？

我把孩子们领到屋子后头的大卧室里去，以前我和麦迪就睡在这里。房间里，薄薄的白色窗帘几乎要磨破了，地板上放了一块正方形的油毡，一张双人床，一个盥洗柜。我和麦迪上中学的时候，就用这个盥洗柜当书桌。纸板做的衣柜，门里面装了一面面小镜子。我和孩子们说话的时候在想—慢慢地想，不要急—当她叫谁在那儿时，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我让自己听，仿佛以前我从未有过勇气倾听，听她求助的叫嚷，毫无伪装，坦率到可耻，原始而恳切。这一切，都能从她的声音里听到。经常重复的嚷嚷，而事情该如何仍然如何，一点改善都没有，所以我和麦迪通常把她的嚷嚷当成家居动静之一而已，只是为了避免恶化而必须处理的动静。你去处理一下妈妈。我们会对对方说。或者说，我马上过去处理一下妈妈。

她叫我们，可能是叫我们做些琐事儿，要求我们没完没了提供并不愉快的服务，或者是让我们进行五分钟临时性的欢乐谈话。因为她如此坚持不懈地随机提议，所以没有一回我们确信她是真的有事儿。对她长期的眼泪疲劳战，我们也不曾有过一回打算表现出一丝同情。不过，就算拒绝同情，眼泪还是一样会再来，我们终归要被打败，我们被迫用天堂般的爱意来阻止她的噪音。不过，我们越来越狡猾，一贯的冷淡的关心，让自己剥离对她的愤怒、急躁和嫌恶。处理她的问题时，我们剥离一切情绪，就仿佛夺走犯人的肉，削弱他的力量。一直到她死。

我们叫她看报纸，听音乐，享受季节的变化，对她没得癌症要心怀感激。我们补充说她不必承受任何疼痛。这是真话—如果囚禁不算疼痛的话。她穷尽一切手段索要我们的爱，既不觉得羞耻，也没有理智，如同孩子一般索要爱。我们又如何能够爱她？我绝望地问自己。我们爱的来源并不充足，而对我们的需要又太过宏大。无论怎么样，一切都不会有所改变。

“我的一切都被剥夺了。”她会这么说。她对陌生人说，对我们的朋友说，因为我们总是没法成功地让我们的朋友离她远一点。她也对她自己的老朋友说。这些人偶尔内疚地来看她，她就会说这样的话，用一种异常缓慢、异常悲伤的腔调说。这么说不明智，也不人道，我们只好打断她的话。这种夸张的表演让我们几乎羞愧得想要去死。不过现在我会觉得，如果没有如此的自我中心在顽固地滋养—即使滋养的是灾难，她也许很快就会消沉下去，过一种昏昏沉沉的植物生活。她竭尽全力，把自己留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是不是还受欢迎。她无止无休地在屋里打转，在朱比利的街道上打转。哦，她不想听天由命，她想必哭了，在这座石头房子里苦苦挣扎，挣扎到最后一刻。是的，我可以想象，但是我不会去想象。

不过，我觉得，画面仍不完整。我们的哥特式妈妈。冰冷的、可怕的帕金森病面具横在她的脸上，她无精打采地拖着脚后跟，抽泣不止，贪婪地掠夺任何她可能得到的关注。目光呆板，却也在熊熊地燃烧，她一心一意，只能看见她自己。这还不算完。疾病飘忽不定，没有规律，从容不迫地前进。某些上午时分，她醒来的时候感觉好些，就到院子里清理植物，宛如一个居家太太，和我们平静地聊天，说话条理明晰，还能认真地听新闻。她仿佛从噩梦中清醒，试图弥补失去的时间，打扫屋子，强迫自己用颤抖的双手用缝纫机修修补补，给我们做她最擅长的香蕉蛋糕，或者柠檬蛋白酥皮卷。后来，渐渐地，这种情况就越来越少了，每一次相隔遥遥，彼此之间越来越孤立。她去世后，我偶尔会梦到她。她活着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梦见过她。在梦里，她就是这样的。我想，为什么我要对自己夸张这些不舒服的东西呢？看看，她很正常，她只是双手颤抖罢了—

在平静的最后阶段，某种毁灭性的能量便抓住了她，她会喋喋不休地说话，越来越逻辑不清。她会要我们给她涂胭脂，帮她打理头发，有时候甚至会叫裁缝上门给她做衣服。裁缝就在餐厅里干活，方便她随时能看见，因为她待在沙发上的时间越来越长。不管从实际的哪方面来看，这都是在浪费钱，根本没必要。（她要衣服干什么？她穿到哪里去？）而且还是对精神的折磨，因为没有裁缝明白她到底想要什么，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我记得，我走后收到过几封麦迪的信，信写得逗人发笑，东拉西扯，平静克制地描述了一系列的裁缝事件。我怀着同情读完了信，不过没能进入这种曾经熟悉的氛围，那些因妈妈的需要而导致的癫狂和挫败情绪。在一个平常的世界里生活，想要重新复制她是不可能的。她的脸在我心中留下的景象实在是太可怕了，并不真切。同样的，和她共同生活的种种复杂压力，那种需要靠麦迪和我暴发出没完没了的无情大哭才能抵消的歇斯底里的感受，现在看来也带有一些想象的成分。我觉察到了一种心怀内疚的隐秘疏远。

我和孩子们在房间里待了一会儿，因为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个陌生的地方，是一个全新的睡觉地方。看着他们在房间里，我觉得他们真是非常幸运。他们的生活安全，轻松。这种念头大约是大部分父母都不时有的，这时候或者那时候。我看了看衣橱里面，没有东西，只有一顶帽子，用从杂货店买来的小花装饰的帽檐，一定是我们哪个为了复活节特意装上的。我拉开盥洗柜的抽屉，里面塞满了活页笔记本的纸。我看到，“乌得勒支和平协议，1713年，结束了西班牙王位抢夺战”。让我震惊的是，我看见的是我自己的字迹。想到这东西在这里待了十年，甚至可能更为久远，感觉真是惊愕。看来，大概是我那天写的。

出于某种原因，看到这些字迹对我会有强烈的影响。我感觉仿佛以往的生活就在我的周围，等待我重新拾起。只是那时候的几个瞬间，身在自己的老房间里，会有这样的感觉。老中学的一幢楼已经拆了，灰色的礼堂重新为我打开。我还记得春天的星期六夜晚，雪融化以后，乡间的人们全都拥向城里。我想起我们走在主路上，和两三个女孩子手挽着手，一直走到天黑，去了艾尔，在一串五彩缤纷的小灯下跳舞。舞厅的窗户都会打开，把初春的空气放进来，掺杂了土地和河流的气味。农场男孩子的手皱巴巴的，跳舞的时候会把我们的白上衣弄脏。如今，旧时经验似乎再也不值得纪念了（实际上，艾尔不过是个阴森森的地方，而在大马路上走来走去，这种炫耀自己的办法既粗俗又可笑，尽管我们确实无法抗拒它的诱惑）。这样的经验现在对我而言，有了一种奇特的意义，而且十分完整，它并不仅仅是跳舞的女孩，宽阔的大街，它覆盖了整座城镇，覆盖了在巨大苍白的天空之下小镇尚未成熟的街道，光溜溜的树木，积雪初化的泥泞空地，一条条挤满了驶向市里的汽车的闪烁着灯光的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