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4/13页）

“事情总是这样子的。他们整了你，然后告诉你，‘治你的是我，而不是加州的那位尊贵的先生，是你的运气。’

“我从未和他联系过。其实我在政治上的信仰是很限于地区的。从未像艾拉那样扩大化。我不像他那样关心世界的命运。我比较关心从我专业的视角来看的社区公众的命运。我所关切的，与其说是政治意义上的，不如说是经济上的，依我看来是社会学方面的，关乎工作条件，关乎纽瓦克市教师的地位。第二天，卡林市长对新闻界说，像我这样的人不应该来教我们的孩子，教育委员会以行为与教师身份不相称为由对我进行审查。教育厅长看出这正可做甩掉我的正当理由。我没有回答一位尽职尽责的政府代表的问题，据此事实，我就不称职了。我对教育委员会的人说，我在政治上的信仰无关乎我做纽瓦克学校体系中的一名英语教师。解雇一个人的依据只有三条：不服从，能力低下，道德败坏。我认为此三条无一适用于我。从前的学生到听证会上作证，证明无论在课堂内或任何其他场所，我从未试图对任何人灌输过信仰和学说。学校体系里从未有人听到过我向任何人传授对英语语言的崇敬之外的任何思想。没有学生家长，没有学生，也没有同事听到过。我从前军队里的上尉为我作证。从布拉格堡来，很让人感动。

“我喜欢推销吸尘器。有的人看到我来了就绕到路对面去了，甚至有人是惭愧于这样的举动吧，却又不想受到牵连。但这对我并无困扰。教师工会内部有不少人支持我，也有来自外界的许多支援。有捐款，我们有多丽丝的薪水，我还卖吸尘器。我遇到来自各个行业的人，接触到教书以外的真实世界。你知道，我是一名专业人员，一名教师，阅读书籍，教莎士比亚，让你们孩子用图解分析句子，背诵诗歌，赏析文学，我以为再无其他有意义的生活方式了。然而我走出去了，去卖吸尘器，对我碰到的许多人，我都颇存敬意，为此我心存感激。我想我因此而对人生有了更好的认识。”

“假使法庭没有判你复职。你仍旧会对人生持有更加美好的认识吗?”

“如果我输了是吗?我想我还会过得尚可。我想我能好好地过下来。或者会有一些失望。但我想不会影响到我的性情。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再糟糕不过的时候也仍旧有出路。丢了工作，报纸上又称你作卖国者，这些是极其令人不快的。但这仍然不是极权的情形。我没有入狱，没有受到拷打。我的孩子没有因此而得不到什么。夺去了我的工作，有人不和我讲话了，可是另外有一些人钦佩我。我的妻子钦佩我。我的女儿钦佩我。许多我从前的学生钦佩我。他们是公开讲出来的。而且我可以诉诸法律。我有行动自由，可以与记者会面，可以筹积钱款，雇律师，与人对质法庭。我也如此做了。当然，你可以一味郁闷苦恼竟至突发心脏病。但是你也有别的办法。我也是如此做了。

“但是，如果工会失败了就会影响到我了。可我们没有失败。我们斗争了，终于赢得胜利。使男女同工同酬。使初中和小学教师同工同酬。我们确定下来所有放学以后的活动首先是自愿的，其次是有报酬的。争取到更多病假。据理争得五天假期，可由个人意愿决定休假目的。以考核决定升职，反对靠关系，这意味着所有弱势群体都有公平的机会。吸收黑人加入工会，随着人数的增加，他们转入到领导层的职位。但那是许多年以前了。现在工会大大令我失望。变成了以敛财为目的的机构。拿到多少钱，那决定一切。没人会思考如何来教育孩子。太令人失望了。”

“那六年的处境是怎样的恶劣呢?”我问他。“毁掉了你身上什么东西呢?”

“我不以为它毁过我任何方面。真的不这么想。自然有那么多晚上无法入睡。许多个夜晚我难以入睡。想到各样事情——怎样做这个，接下来要做什么，去找谁，等等。总是把已经发生过的重过一遍，想想会发生什么。可是接着早晨来临了，起了床，还是该做什么做什么。”

“对你这件事艾拉怎么想?”

“啊，这件事让他苦恼极了。如果他不是实际上已经被其他一切毁灭了，我不妨可以说他就为这件事毁了。我一直坚信我会赢，也这么告诉他。说他们没有开除我的合法理由。他就一直讲，‘开玩笑啊。他们才不需要什么合法理由。’他知道有太多的人被开除了。就那么回事。最后我是赢了，可是他觉得是他害我摊上了这些事，他余生一直都搁不下。还有你的事，知道吗。关于你碰到的事。”

“我?”我说。“我没什么事啊。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

“哈，你可有一些事呢。”

发现自己的人生故事竟包含了一项重大事件，不为自己所知，是件重要的事，发现你的人生故事竟是某种你了解得很少的东西，这当然就是件令人吃惊的事。

“还记得吗，”默里说，“你大学毕业的时候没申请到富布莱特奖学金。是为了我弟弟的缘故。”

1953—1954年，我在芝加哥的最后一年，我曾为去牛津作文学研究工作申请过富布莱特奖学金而遭拒。在班里我几乎是拔尖的，又有人热心举荐，我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是在那事发生以后第一次回想到它——当时我不仅因为被拒而且还因为这个去英格兰研习文学的奖学金给了一个在班级排名里远远在我后面的一个同学而震惊。

“这是真的吗，默里?我只以为是有些古怪，不公平而已。是命运无常吧。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想。我以为是夺去我一次机会罢了，然后我就应征入伍了。你怎么知道是这么回事的?”

“特工告诉艾拉的。联邦调查局的。他跟踪艾拉多年。随便来看看他。顺路来访时要他举报些人。告诉他说这样才能证明自己清白。他们把你认作是艾拉的侄子。”

“他的侄子?怎么会是他的侄子呢?”

“别问我。联邦调查局也并不总能把事情搞得清清楚楚的。也许他们不总想把事情搞清楚。那家伙对艾拉说，‘知道你那个申请富布莱特奖学金的侄子吗?芝加哥的那孩子?他没拿到是因为你是共产党。’”

“你认为确实如此。”

“毫无疑问。”

我一直倾听着默里，看着他这样一个敏锐的人，想着他的体格是他那种条理的体现，是他一生除却最严正意义上的自由之外漠视一切的结果……想着默里是个基本教育论者，他的个性不是随性任意的，无论他置身何处，即使是推销吸尘器，他都做到保持自己的尊严……想着默里（我不爱他也不需要去爱他；和他之间是老师和学生的固定关系）是更具精神、理性，又切合实际的艾拉（他是我确实热爱的），他是有着更实际更清晰明确的社会目标的艾拉，没有艾拉的夸张的英雄主义抱负以及对万事皆有的热烈和满腹激情，是不被冲动和对事事都有的较真劲所迷惑的艾拉。我的心中有一幅画面，默里裸着上身，虽已有四十一岁，仍旧充溢着青春和力量。这幅画面是我在1948年一个秋日周二的近晚时分看到的默里·林戈尔德，在勒海道上，从他与妻女住的那处二楼的公寓窗口探出身子卸下纱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