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哈克（第2/27页）

法拉的预言最终成了现实；她没能有机会读一读我的书。那场对话过去五年后，我都还没有写完这本书。主要的障碍是我们讨论得特别多的那一章，哈克·费恩的那章。我花了两年时间写这一章，后来我又把它搁置了一年，因为感觉不对——分析太多，走心太少。我沮丧地看着笔记，不停地想起跟法拉的对话。之后我才突然想起，她早已在同我的交流中留下了这一章的答案，在我们那时的交谈中，无论是在我们考虑成为美国人时，还是在我们思考流亡与故乡的意义时，哈克都占着极其核心的地位。对于带着一颗一分两瓣的心生活，法拉已经可以平静接受了。

我此前从没认真想过写下这些谈话，一直到我收到了法拉女儿的一封电子邮件。之前我问她，法拉生前最后几个月收养的一只狗怎么会起名哈克的，她的邮件是为回复我。“最后那一年，我们家的气氛中，漂浮着某种关于哈克的东西，”内达回信说，“妈妈开始谈论你的计划，并且对此心驰神往。每一种美好人生的核心，都是想象和旅途的探寻。她去世前几个月的某个时候，让我帮她录一本书然后放到iPod里面。我在图书馆借了本《哈克贝利·费恩》，把它弄到了iPod里。她用耳塞听它的时候，我也在听，上班时，在看了许多个小时关于国会的内容之后，我会停下来，听这本书。而我始终没能归还原书。是啊，我的的确确地是个小偷。”

法拉收拾起回忆并试着向她自己和女儿讲述自己的人生旅途——她的“奇遇”，如果说这个词指代的是各种形形色色的厄运的话。在这一过程中，哈克对她来说变得意义更加重大了。在小说里，每一次背叛和挫败似乎都是为某种结果服务：书里的人物们吃一堑长一智，成长了起来，得到了自己应得的东西。在生活中，计划的打乱则并不总显然预示着长远的裨益。

在她生命最后的十八个月里，我们见面时除了哈克·费恩，就很少谈别的——像一对十几岁的闺蜜同时爱上了一个捉摸不定的少年。我们的谈话在华盛顿的好几个地方都进行过，通常是在雾谷（我家）和乔治城（她家）之间，她家里，或者各种咖啡馆、餐厅里；有时她觉得身体好些，我们也一边绕着水滨或沿着运河散步，一边谈话。无论在哪里，我们的谈话都能带我们到熟悉的风景中，就像突然间，窗户打开了，窗框里是我们往昔生活的遥远场景。接着许许多多的事就发生了——两场战争心猿意马地胡乱开始了，经济每况愈下，火热的选举四处活动，新希望变成了新幻灭的种子，伊朗是如此，美国也是如此。法拉因为奥巴马所带来的前景而欢欣鼓舞，她设宴请客，说着要把我“绑架”进来，要动员每一个她认识的人，而这些都发生在一轮又一轮的化疗和放射之间。她进出医院许多次，每一次进去都是做更痛的手术，试新的疗法，最后，什么疗法都没有了，我可以看到她骑着自行车去诊所注射维生素C，之后她有了一条新的狗，小小的，很淘气——哈克。

那可怕的一整年，独异于人的哈克成了我们的向导，我们的灵感，我们身旁的刺，他提醒我们忠于自己，当我们太过自满，对思考当下之事带有太多条条框框，或似乎太安于现状时，他会给我们鞭策。对于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美国人，他给了我们最重要的提示。他提醒我们——这是我每每回过头看的东西——美国小说的主人公们竭尽全力地警惕自己变得太过文明，因而他们开拓自己的道路，依着自己的内心去判断什么是对的和正义的。我会偷偷地跟法拉说出心里话：从那个我们多年前初读《哈克贝利·费恩》时一起发现的美国出发，我们似乎走了好远啊。

2

记忆同真实的经历一样，会留下触感，留下某种情绪，我对法拉的回忆依然在燃起我心中火花，令我激动不已，这就像我还是个孩子时，迫不及待地等着她来或者跑上狭窄的楼梯去她祖母的公寓找她的时候，所感受到的那种兴奋。两家人聚在一起时，我们总是寸步不离，说的悄悄话和嬉笑的内容都是些最无关紧要的事，我们很开心，因为此时我们有一种比其他人优越的感觉。我有一张照片，里面有法拉、我弟弟和我（那时我应该有六七岁了），我们站在一个生日蛋糕边上，带点小阴谋地微笑着，我们的身体紧紧靠向对方，感受到对方的亲近。我们完全忘记了过生日的一岁小女孩，她胖乎乎的，在她母亲的怀里不肯消停，而她的母亲就站在我们身后。

法拉的母亲也姓纳菲西，而我的外祖母和法拉的父亲一样，姓易卜拉希米。我们两个家族的集体回忆，跟我们多年的友谊混合交叠在了一起。人们都知道纳菲西家沉郁且书生气，仿佛世界的重量都在他们肩上；而易卜拉希米家的人都无忧无虑，爱游戏玩闹，每个纳菲西私下里都想成为易卜拉希米，但他们在人前却又总是避免如此。我父母都姓纳菲西，因而我方方面面都很纳菲西，而她各取了纳菲西和易卜拉希米家的一些特点，且恰如其分，正好能够保持平衡。

讲故事的时候，我们会在混乱中加入秩序，叙事总能比真实生活的一团乱麻更有逻辑和结构，也连贯些，而我们的关系却似乎发展得像个故事：这四十年里，在伊朗和美国，法拉和我在我们人生的重要关口相见、分离又重逢。从头看电脑里这个被我命名为法拉的文件夹，我觉察到，有那么多次，我们说着说着就从哈克说到我们自己的人生与其惊人的相似之处，说到我们在不同的阶段对彼此的重新发现，说到我们的出生国家伊朗和我们接纳的国家——或者不如说，接纳我们的国家——美国发生的政治和社会剧变的热点。我们似乎注定每十年左右就会相见，然后走一步看一步：德黑兰、芝加哥、俄克拉何马城、德黑兰、华盛顿。谁曾想德黑兰有一天也会是那回不去的国土的一部分，会是法拉如今归去的地方？她曾说，好怪异，我们的友谊仿佛建立于一个“无害”版的埃德加·艾伦·坡的“威廉·威尔逊”[33]。“只不过你不是我的邪恶分身，”她说，“单是分身罢了。”我们是彼此清晰的影子或扭曲的镜像，我想。

我们第一次分开时，我十岁，她离开了德黑兰去跟她那美得惊心动魄的母亲费尔道斯一起生活。她母亲跟英俊却刚愎的丈夫离婚了，抛下了伊朗优渥的生活去美国重新开始，名下几乎没有一分钱。她为什么要离开？法拉、马赫纳兹和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绕回到这个问题，但我们从没有得到一个令大家都满意的答案。费尔道斯离开的时候也有人说长道短。他们会问，“她为何就忍不了一丁点儿的风流呢？”“所有的男人不都有一双滴溜溜转的眼珠子吗？不是所有男人都能像马吉德·汗[34]一样仁慈大方啊！”（“我父亲，”法拉后来说，“是个冷淡的人，他跟所有人都不亲近，而且少言寡语。我母亲穿着美丽的袍子在家里走动，身上有脂粉香水的气味，口袋里一大串开各种储存箱和衣柜的钥匙丁零当啷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