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交友之道（第3/6页）

这说法颇诱人，但这样的诚实似尚须仰赖以下二事方成为可能：

其一，我们的内心究竟有多少念头，特别是，我们对朋友有多少虽说很实在，说出来却可能伤人，虽属推心置腹，说出来却有失厚道的看法。

其二，若我们敢大胆直言对朋友的想法，朋友很可能弃我们而去，对此我们是否已掂量好了？而我们掂量的结果部分地又是依照我们对以下问题的意识得来的：我们招人喜爱的程度，我们的品性是否足以保证我们在已然一时开罪了朋友（比如提到人家的未婚妻或是抒情诗时尽说叫人扫兴的话）的情况下仍能与他们做朋友。

不幸的是，照这两条来看，普鲁斯特都无缘享受诚实的友谊。首先，他对人有太多虽透辟却不那么厚道的看法。1918年，他遇到一个会看手相的女人，据说这女人瞥了一眼他的手，又对着他的脸端详片刻，便直筒筒地说：“先生，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呢？倒像是你在给我看相。”然而这种鉴貌辨人的本事却并未让他得出什么叫人称心的结论。“没几个人是真正充满善意的，明白这一点让我深感悲哀，”——他如是说。据他的判断，大多数人身上都有严重缺点：

世上最完美的人也有令我们震惊、愤然的缺点。比如有人聪明绝顶，总是站在云端里看待一切，从来不说别人个“不”字，但这人会把你极重要的信件揣在兜里忘了发，虽说这信是他主动要帮你邮的，如此这般，误了你极要紧的约会，他还没事人似的，一笑了之，连句抱歉也不说，因为他恰恰把没有时间概念视作他不同凡俗之处。再如有人极优雅极有教养，言谈举止也许太有分寸了，若是对你说到你，凡可能惹你不悦的话，他绝对不会说，但是你却会觉得这人有城府，好多话藏着不说，在心里沤着，与对你说的全然是两码事。

吕西安·都德觉得普鲁斯特拥有“一种并不令人羡慕的洞察力”：

他能发现人心中所有藏着掖着的小奸小坏，而这个发现把他吓坏了：无关痛痒的小小谎言，些许的保留和秘密，装出来的漠然，心怀叵测的花言巧语，因方便起见而说得稍稍走了样的事实……这么说吧，所有会令我们在恋爱时感到担心，或会令友谊蒙上阴影，令我们与人交往索然无味的一切，都一再地让普鲁斯特陷入惊讶、忧伤或是冷嘲。

很遗憾，就诚笃的友情所需的条件而论，普鲁斯特可说是一样也不具备，一方面，他对他人的弱点敏感至极，另一方面，他对自己是否能让人喜欢又有着过分的疑虑（“啊！千万别成了一个让人讨厌的人——那一直是我的梦魇”），同时他又极怀疑如若对朋友道出更多不好听的话，与他们是否还能做得成朋友。前面我们已提及他的自卑（“如果我能对自己的估价高一点该多好！可惜那是不可能的”），这自卑孕生出极夸张的念头：要想交上朋友，他必当如何如何。虽然对一切关及友谊的溢美之词皆不能苟同，他却还是很渴望得到情感（“当我真正陷入悲伤之时，惟一的慰藉就是爱人与被人爱”）。普鲁斯特曾在“毒化友情的种种念头”项下坦率道出了他在情感问题上近乎偏执狂的种种忧疑：“朋友会怎么看我们？”“我们是否不够得体？”“他们当真喜欢我们吗？”还有，“对朋友另有新朋而将我们遗忘的恐惧”。

这意味着普鲁斯特在任何场合首先想要做到的总是让别人喜欢他，记得他，对他有好评。好友雅克-埃弥尔·布朗彻的话可以让我们对他之在意他人略知一二：“他不仅把男主人女主人捧得晕头转向，而且还送鲜花和花样翻新的礼物，为此荡尽家产也在所不惜。”普鲁斯特的心理洞察力（厉害到已然威胁到看手相者的饭碗）使他总能浑不费力即找到得体的话、微笑和鲜花，以赢得朋友的欢心，而他的招数总是有效。他谙晓交友之道，交游甚广，朋友都喜欢与他相伴，且对他关爱有加，在他死后，他们写了一大堆颂扬的书，书名尽是“我的朋友马塞尔·普鲁斯特”（莫里斯·多布雷，一卷本）、“我与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友谊”（费尔南德·格雷）、“给一个朋友的信”（玛丽·诺德林格）之类。

以普鲁斯特在交友上付出的心力策略的讲究而论，朋友对他报以热忱实不应让我们感到吃惊。比如，甚少交友的人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友情是无方之物，我们想谈论的话题也正是别人感兴趣的，用不着在这上面费心。普鲁斯特则没那么乐观，他看到，己之所想未必就是他人所欲，故而认定他还是一直当一个提问者，顺着别人的思绪走为好，免得自说自话，令人生厌。

舍此而外，怎么做都不能说是好的交谈方式：“很多人与人交谈时都显得太生硬，他们不管对方是否高兴，只顾自说自话，说来说去都是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而交谈要求我们为了令对方高兴在某种程度上放弃自我：“我们在聊天时，说话的已不再是我们自己……我们在不断地调整自己，越来越接近对方，而不再是那个与对方反差很大的自我。”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明白，普鲁斯特的朋友乔治·德·劳里斯说起他常和普鲁斯特谈论运动和赛车时，何以充满感激之情。此人是个狂热的飚车族，也是个网球手。谁都知道，普鲁斯特对运动和赛车都没什么兴趣，但是与一个对雷诺汽车曲轴情有独钟的人聊天却大谈蓬巴杜夫人小时如何如何，则未免太不知交情为何物了。

交谈并不是为了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自以为是地大发议论，它首先是为了获得温暖，得到情感上的满足。正因如此，普鲁斯特虽是个智力发达的人，却对纯智识上的友谊提不起精神。1920年夏，他收到好友悉德尼·斯契夫的一封来信（两年后促成普鲁斯特与乔伊斯那次糟糕的会面的，正是此人）。悉德尼告诉他，他与太太薇奥列塔正在英格兰的海滨度假，天气晴和，阳光明媚，美中不足是薇奥列塔邀来了一帮兴兴头头的年轻人，这帮年轻人的浅陋无知越来越让他感到沮丧。他写道：“真是无聊透了。我不喜欢整天与年轻人呆在一起。他们的天真令我难受，我不想败他们的兴，可也不愿都由着他们。有时我对人也有兴趣，不过这些年轻人我不喜欢，他们太无知了。”

此时普鲁斯特在巴黎正缠绵病榻，他很难理解有人会因与年轻人一同在海边度假而闷闷不乐，而这些年轻人的惟一过错不过是没读过笛卡儿：

我的心智活动完全是个人化的，有时也有与他人的交流，但这与他们智识的高下无关，对我而言，只要他们善良、诚实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