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第2/3页)

不错,汤姆·伯特伦风度翩翩,这是绝对不容否认的;一般人都喜欢这样的年轻人,他的可爱一目了然,不像那种较高的天赋令人望而却步,因为他平易近人,气概不凡,交游广阔,能说会道;曼斯菲尔德庄园的继承权和从男爵的称号,对这一切都毫无损害。克劳福德小姐立刻感到,他和他的地位具有不少潜力。她对自己所看到的一切作了恰如其分的思考,发现几乎一切都对他有利:一个庄园,一个真正的庄园,广袤五英里;一幢宽敞新式的公馆,位置适当,树木掩映,即使把它放进英国绅士收藏的版画中,也毫不逊色,唯一短缺的只是一套全新的家具;两个活泼可爱的姐妹,一个安静的母亲,他本人又和蔼可亲,而且目前他受到对父亲的诺言的约束,不能放手赌博,不过今后他可以成为托马斯爵士[2]。这是大有希望的前途,她相信她会接受他;她还因此开始有些关心他的马了——那是他要在B地参加比赛的。

为了赛马,他必须在他们认识后不久离开曼斯菲尔德;按照他平素的行为,他恐怕要过许多星期才能回家,这使他的感情很早便得经受考验。他讲了不少话,劝她去观看赛马,还计划邀请不少人参加,显得十分起劲,但说过也就算了,并未实行。

那么芬妮,她这些时候在做什么,想什么呢?她对那些新来的人有什么评论呢?在十八岁的少女中,像芬妮那样没有人想听取她的意见的,也许并不多。她讲话轻轻的,不会引人注意,但她对克劳福德小姐的美貌仍表示了她的赞美;只是她始终认为克劳福德先生十分平常,尽管两个表姐一再证明正好相反,她也从不提到他。至于她自己引起的反应,那么大致如下。一天克劳福德小姐与两位伯特伦先生一起散步时说道:“现在除了普莱斯小姐,我对你们每个人都开始了解了。请问,她是不是已进入社交界[3]?我有些困惑。她与你们大家一起出席了牧师府的宴会,似乎已进入了,然而她讲话那么少,好像又没有。”

这话主要是对埃德蒙讲的,他答道:“我相信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的表妹是长大了。她的年龄和思想都成熟了,但她有没有正式参加社交活动,我不清楚。”

“然而一般说,这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区别是多方面的。大体说来,风度和外表都大不相同。直到现在,我总是认为,一个女孩子有没有进入社交界,是不可能搞错的。没有进入的总是同样的装束,例如戴包头的无边帽,神色拘谨呆板,从来不讲一句话。你可以笑,但事实如此,我可以保证;当然,有时会过头一些,这是完全不奇怪的。女孩子应该文静、谦逊。最叫人受不了的是她们被介绍给社交界后,态度往往会突然改变,出人意料。有时一下子变得截然相反,从沉默寡言变成了夸夸其谈!那是当前这个制度造成的缺点。人们不乐意看到一个十八岁或十九岁的女孩子,一眨眼变得什么顾忌也没有——也许一年以前,他们还看到她不知怎么讲话呢。伯特伦先生,我相信你也见到过这种突然的转变。”

“我想我遇到过,但这不见得合理;我明白你要说什么。你是在挖苦我和安德森小姐。”

“不,真的,安德森小姐!我不知道这是谁,你在讲什么。我给你弄糊涂了。但是如果你肯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我愿意担当挖苦你的罪名。”

“啊!你装得若无其事,很好,但我也不是这么容易受骗的。你讲的这位转变态度的小姐,一定就是指的安德森小姐。你描绘得太准确了,我不会弄错。确实是这样。那是在贝克街的安德森家。你知道,前几天我们还谈到过他们。埃德蒙,你听我提到过查理·安德森。情况正如这位小姐刚才说的一样。安德森第一次给我介绍他的家人,那是大约两年前,他的妹妹还没进入社交界,我无法让她跟我讲话。一天早上,我在那儿坐了一个钟头,等安德森,屋里只有她和一两个小女孩——女教师病了或者出去了,母亲拿着几封事务信走进走出,正忙着。那位小姐除了回答几句客套话,什么也不说,也不看我一眼。她闭紧嘴唇,别转了头,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过了一年我才又见到她,这时她已进入社交界。那是在霍尔福德太太家中,我不记得她了。她忽然走到我面前,像招呼熟人一样招呼我,眼睛盯住了我,把我看得都不好意思了;可她满不在乎,又说又笑,弄得我简直有些手足失措。我觉得那时我一定成了一屋子人的笑柄。很清楚,克劳福德小姐一定听到过这故事。”

“这是个很有趣的故事,我相信它是真实的,但对安德森小姐说来并不光彩。不过这种缺点太普遍了。毫无疑问,母亲们还没找到正确教育女儿的办法。我不知道弊病出在哪里。我不想自作聪明教她们怎么做,我只知道她们常常做错。”

“那些能让大家看到妇女的行为应该怎样的人,对纠正她们的缺点是大有帮助的,”伯特伦先生殷勤地说。

“问题是一目了然的,”不太殷勤的埃德蒙说道,“这些女孩子缺少良好的教养。她们从一开始就接受了错误的观念。她们不论做什么都出于虚荣的动机——不论在进入社交界以前还是以后,她们的行为中都谈不到真正的谦逊。”

“我不知道,”克劳福德小姐答道,有些迟疑。“对了,在这一点上我不同意你的看法。重要的是一切都得合乎分寸。女孩子们还没走出深闺,便装出一副已进入社交界的神气,肆无忌惮,就像我看到的情形,那是最糟糕的。比什么都糟糕——简直叫人恶心!”

“是的,那确实很不合适,”伯特伦先生说。“它使人误入歧途,不知道该怎么做。你刚才形容得很好,再好也没有了: 包头的无边帽和假作正经的神气,这些标志告诉人们情况会是怎样。去年就因为缺少这些标志,我给弄得非常尴尬。那是九月,我刚从西印度回来,与一个朋友到拉姆斯盖特[4]去了一星期;我的朋友就是斯尼德,埃德蒙,我跟你说起过他;他的父母和姐妹都在那里,都是我还不认识的。我们到达阿尔比恩广场时,他们出去了;我们去找他们,发现他们在码头上。斯尼德太太和两个女儿与她们认识的几个人在一起。我按照礼节向她们鞠躬致意,由于斯尼德太太给人围住了,我只得挤在她的一个女儿身边,回家时一路上都在她旁边,我对她尽量装得很客气。这位小姐态度很随便,也有一搭没一搭地与我聊天。我根本没想到我的行为会有什么不对。两位小姐的外表完全一样,都穿得很漂亮,戴着面纱,拿着阳伞,与别人并无不同;但我后来发现,与我聊天的那个是小女儿,她还没进入社交界,这使我大大得罪了她的姐姐。奥格斯达小姐得再过六个月才能参加社交活动;我相信,那位姐姐永远不会原谅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