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

我和罗伊到达黑马厩镇的时候，有辆既不过分豪华、也不明显寒碜的小汽车正在那儿等他，司机交给我一封短信，德里菲尔德太太请我第二天中午前去吃饭。我坐上一辆出租汽车，直接前往“熊与钥匙”客店。我从罗伊嘴里知道海滨大道上盖了一家新的海洋饭店，但是我不愿为了现代文明的舒适享受，就抛弃我少年时代游憩的场所。一到车站，我就看到小镇的变化，车站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而在一条新的街道旁，另外坐一辆汽车在大街上奔驰，这种感觉当然也很新奇。不过“熊与钥匙”客店倒没有什么变化，仍像以往那样冷漠无礼地对我表示接待：门口一个人也没有，司机把我的旅行包放下后就开车走了。我叫了一声，没有人回答；我走进酒吧间，看见一个剪短发的年轻女人正在看一本康普顿·麦肯齐^{①的小说。我问她有没有空房间。她有点生气地看了我一眼，说大概有的。我看她对这事似乎不感兴趣，就很客气地问她是否有人可以带我去看看房间。她站起来，打开一扇门，尖声叫道：“凯蒂。”}

“干吗？”我听见有个人问道。

“有位先生要间房。”

不一会儿，来了一个老古董似的脸色憔悴的女人，穿了一条很脏的印花布裙子，灰白的头发凌乱蓬松，她带我走上两段楼梯，进了一个又小又邋遢的房间。

“能不能给我找个比这更好的房间？”我问道。

“这是旅行推销员常住的房间，”她抽了一下鼻子答道。

“你们没有别的房间了吗？”

“单人的没有了。”

“那就给我一个双人房吧。”

“我去问问布伦特福德太太。”

我陪她一起往下走到二楼，她敲了敲一扇房门，里面叫她进去。她开门的时候，我瞥见房里有个身材粗壮的女人，头发已经灰白，却精心地烫成波浪形。她正在看书。看来这家客店里的每个人都对文学有兴趣。在凯蒂告诉她我对七号房间不满意的时候，她冷淡地瞅了我一眼。

“带他去看看五号房间吧，”她说。

我开始觉得自己那么傲慢地谢绝德里菲尔德太太要我住在她家的邀请，又一味感情用事，不听罗伊要我住在海洋饭店的明智的建议，实在有点儿轻率。凯蒂重又领我上楼，把我带进一个朝着大街、比较大的房间，里面的大部分空间都被一张双人床占去了。窗户肯定有一个月没有开过。

我对她说这个房间行了，并问了她吃饭的事。

“你爱吃什么都成，”凯蒂说。“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不过我会跑去给你弄来。”

我很了解英国客店的饭菜，就点了油煎板鱼和烤肋排。随后我就出去散步。我向海滩走去，发现那儿开辟了一个广场，而在原来我记得只有大风席卷而过的田野上修建了一排有凉台的平房和别墅。可是它们看上去破败不堪，泥水满墙。我暗自推测，即使过了这么多年，那时乔治勋爵想把黑马厩镇变成一个受到大众喜爱的海滨胜地的梦想如今仍未实现。一个退伍军人、两个老年妇女沿着到处塌陷的柏油路溜达。四周的景象异常惨淡。刮起一阵冷风，从海上飘来濛濛细雨。

我转身走回镇上，在“熊与钥匙”和“肯特公爵”两家客店中间的空地上，人们不顾天气险恶，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跟他们的父辈一样，他们的眼睛也是淡蓝的颜色，他们的高高的颧骨也那么红润。我很奇怪地发现有些穿蓝套衫的水手至今还在耳朵上戴着小金耳环，而且不仅是几个老的水手，就是那些才十几岁的男孩子也戴。我沿着街道信步走去，以前的银行重新装修了门面，可是那家文具店却仍是原来的样子，我在那儿买过纸和蜡，为了和一个我偶然遇到的不知名的作家去摹拓碑刻。新开了两三家电影院，门口都是花花绿绿的海报，使这条本来一本正经的街道突然有了一种放荡不羁的神气，看上去很像一个有身份的老年妇女喝醉了酒的样子。

客店的那个招待旅行推销员的房间又冷又暗，我独自在一张摆了六份餐具的大桌子上吃饭。那个邋遢的凯蒂在旁边伺候。我问她能不能生个火。

“六月里不行，”她说。“过了四月，我们就不生火了。”

“我付钱好了，”我不满地说。

“六月里不行。要在十月里就可以，但是六月里不行。”

吃完饭，我到酒吧间去喝杯红葡萄酒。

“很安静嘛，”我对那个剪短发的女招待说。

“是啊，挺安静，”她回答说。

“我还以为星期五晚上你们这儿会有很多客人。”

“唔，大家都会这么想的，是吧？”

这时一个身体结实的红脸膛的男人从后面走出来，他那灰白的头发剪得很短，我猜他就是客店老板。

“你就是布伦特福德先生吗？”我问他说。

“不错，是我。”

“我认识你父亲。和我一起喝杯红葡萄酒吧？”

我把我的名字告诉他，在他的少年时代，镇上没有哪个人的名字像我的那样广为人知，可是看到他竟想不起我来，我感到有点儿狼狈。不过，他还是接受了我请他喝的红葡萄酒。

“到这儿来有公事？”他问我说。“我们常常接待一些做买卖的先生。我们总乐意尽力为他们效劳。”

我告诉他我是来拜访德里菲尔德太太的，让他去猜测我此行的目的。

“以前我常看见那老头儿，”布伦特福德先生说。“他那会儿特别爱上我们这儿来喝杯苦啤酒。听着，我的意思不是说他喝得有几分醉意，而是说他就爱坐在酒吧间里闲聊。嗨，我的天，他一聊就是几个小时，从不在乎和谁一起闲聊。德里菲尔德太太却一点也不喜欢他上这儿来。老头儿常常从家里溜出来，跟谁都不言语一声，溜达到我这儿。你知道就他那年岁的人来说，这也是一段不短的路。当然啰，每次他们家发现他不见了，德里菲尔德太太就知道他在哪儿，她总打电话来问他在不在这儿。随后她就会坐上汽车到我这儿来找我老婆。她会对我老婆说：‘你去把他找来，布伦特福德太太。我不想自己走进酒吧间去，有那么多人闲呆在那儿。’所以我太太总进来对他说：‘哎，德里菲尔德先生，你太太坐车来找你了，你还是快点喝了啤酒跟她回去吧。’他总要我太太在德里菲尔德太太打电话来找他的时候别说他在这儿，可是我们当然不能这么干。他年岁大了，又是那么个人物，我们可担当不了这个责任。知道吗？他是在这个教区出生的，他的头一个太太是个本地姑娘。她死了好多年了。我根本不认识她。这老头儿可是个有趣的人。他一点都没架子；据说在伦敦，人家觉得他很了不起，他死的时候报上满是哀悼他的文章；可是跟他闲聊，你却一点都不觉得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像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就跟你我一样。当然啰，我们总设法让他舒舒服服。我们想请他坐在安乐椅中，可是他不肯，非要坐在柜台边上不可；他说他喜欢把脚踩在高脚凳的横档上的那种感觉。我相信他在这儿比在其他随便什么地方都要高兴。他总说他很喜欢酒吧。他说在那儿你会见到生活，他说他始终热爱生活。真是个有个性的人物。他叫我想起我爸爸，只是我们家老爷子一辈子从没看过一本书；他一天能喝整整一瓶法国白兰地。他死的时候七十八岁，一辈子没生过病，最后死的时候生的那场病，也是他平生头一回生病。老德里菲尔德突然就故去了，我那会儿真是怪想他的。前两天我还对我老婆说很想什么时候来看一本他的书，听说他的好几本书写的都是我们这一带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