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野兔

两名疲累不堪的男子驾着汽车在路上奔驰，夕阳的刺眼光线穿透布满灰尘的挡风玻璃，令他们的眼睛感到十分不舒服。此时正值盛夏六月天。在砂石小径上，芬兰野外风情一幕幕呈现在他们疲倦的双眼前，但是他们俩谁也没有心思注意到向晚的美丽风光。

他们一位是记者，另外一位是特约摄影师，是两个玩世不恭的可怜家伙。两个人都已经年近不惑，年轻时的种种理想也早已远扬，远到已经不可能有实现的一天。他们都已婚，都戴过绿帽，都对人生感到失意，而且两人都有初期的胃溃疡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日常烦恼。

他们刚刚才为着是应该赶回赫尔辛基还是尽早在黑诺拉投宿而意见不合，吵了一架，现在谁也不跟谁讲话。

他们笔直地朝着美丽暮色前进，两人都还在赌气，缩着脖子，情绪也都紧绷着。他们甚至没空意识到这趟旅程是多么无趣。这一路来，他们已经麻木而且疲惫透了。

阳光下的一个小丘上，有一只年幼的野兔在蹦跳着，也许是难得的夏日时光令它陶醉，野兔竟停在路中央，仅用后腿支撑站了起来；一片火红的夕阳映衬着这只小家伙，看起来就像是一幅画。

负责驾车的摄影师看见了挡在路中央的这只小动物，然而他那已然迟钝的大脑却无法及时反应，来不及闪躲。他用沾满灰尘的皮鞋重重踩在刹车上，但一切已经太迟了。惊慌失措的野兔恰好在引擎盖前端跃起。当它撞上挡风玻璃时，两人只听见沉闷的撞击声响，野兔随即摔进了一旁的树林里。

“嘿！撞到野兔了！”记者说。

“他妈的畜生，幸好挡风玻璃没事。”

摄影师刹了车，然后倒车回到刚刚发生意外的地方。记者立刻下车察看。

“你看见那畜生了吗？”摄影师很不情愿地问道。他摇下了车窗，但未熄火。

“你说什么？”记者在树林里喊道。

摄影师点了根香烟，闭着双眼吞云吐雾起来，直到感觉香烟快烧到指尖，他才回过神来。

“回来吧，我没时间跟一只蠢兔子瞎耗了！”

记者漫不经心地走在稀疏的林间。他来到一小块草地的边缘，越过一道小沟壑，然后搜寻着这一片深绿色的草地。就在草丛间，他看见了那只小野兔。

野兔的一只后脚断了，可怜地挂在膝盖下方晃荡着。即使看见有人类靠近，小家伙也疼得甚至没有逃跑的打算。

记者将吓坏了的小野兔抱起来，然后折断一根小树枝，用来固定野兔的断脚，接着用撕裂的手帕为野兔包扎。野兔将头埋在两只细小的前掌里，两只耳朵不停颤抖着，一如它那蹦得厉害的心跳。

远远地可以听见从马路上传来的引擎嗡嗡声、两下急促的喇叭声，以及一阵喊叫：

“快回来！如果你继续在这该死的树林里鬼混，咱们永远到不了赫尔辛基！你如果不马上回来，就自己想办法走路回家！”

记者没回应，他继续将野兔抱在怀里。显然，小家伙只伤到脚，它渐渐安静下来了。

摄影师走下车。他怒视着树林，却完全看不见他同事的踪迹。他咒骂着，点起一根香烟，不耐烦地在马路上踱步。树林里依然没有任何动静。于是摄影师在马路上熄掉了烟屁股，大声喊叫着：

“留在那儿吧，蠢蛋！自求多福了，该死！”

摄影师喊完，静静听了一会儿，还是没有听到任何回应，于是怒气冲冲地坐上驾驶座，转动启动器，猛然加速开走了汽车。马路上的砂土在轮胎的摩擦下发出刺耳的声响。不一会儿，汽车就不见了踪影。

记者坐在沟壑边，将野兔放在大腿上，远看就像个沉思中的妇女，腿上放着毛线活儿。汽车所发出的声响已经远去，太阳继续西沉。

记者将野兔放在草地上。他有点担心，怕小家伙会立刻逃脱，但是野兔却只是窝在草丛里，当记者再将它抱起来时，它已经不再害怕了。

“我们在这里一切都平安。”记者对野兔说。

他终于办到了：独自一人在树林，穿着便装，就着夏夜，完完全全被遗弃在路边。

在这种状况下，一般人会怎么做？记者思量着也许自己刚刚应该回应摄影师的叫唤。而现在毫无疑问地，他不得不用走的，直到有下一辆汽车出现，并且同意让他搭便车，然后自行设法抵达黑诺拉或是赫尔辛基。

这个想法实在无法令人开心。

记者打开皮夹，里头有几张百元钞、一张记者证、一张医疗保险卡、一张他太太的照片、几枚硬币、两只安全套、一串钥匙以及一枚老旧的5-1勋章。另外还有几支铅笔、一本便条纸以及一枚戒指。在那本便条纸的纸头上，他的老板让人印制了卡洛·瓦塔南的字样。根据医疗保险卡号显示，瓦塔南出生于1942年。

瓦塔南站了起来，看了看树林外最后的落日余晖，然后朝着野兔点点头。他注视着马路的方向，但是并未朝着那个方向走去。他拎起野兔，小心地将它放在外套的口袋里，然后沿着草地迈步，走向夕阳所在的树林另一头。

不久后，仍在气头上的摄影师抵达了黑诺拉，他先将汽车加满油，然后决定去记者先前建议投宿的旅馆过夜。

摄影师向店家要了间有两张床铺的房间，脱去一身尘垢的衣服，然后去冲澡。梳洗一番之后，他下楼来到旅馆的餐厅。他心想记者早晚一定会出现，到时候再来算这笔账。摄影师喝了几瓶啤酒，吃了晚餐，然后又喝了一些酒精浓度更高的饮料。

但记者一直没出现。

一直到深夜，摄影师仍然坐在旅馆的酒吧里。他盯着吧台的黑色台面，心里又生气又懊恼。整个晚上，他都在反复思量当天发生的状况。他突然意识到，将他的同伴遗留在一个人迹罕至的荒野树林里，是个天大的错误。说不定记者在树林里跌断了腿，说不定他迷了路或是陷在某个水坑里，否则，他一定会想办法来到黑诺拉，哪怕是徒步走来。

摄影师决定打个电话到赫尔辛基给记者的太太。

记者的太太接了电话，她用充满睡意的口气表示没有见到瓦塔南，当她意识到来电的人根本满口醉话时，立即挂断了电话。摄影师又重拨了几次，但一直没接通。显然是记者太太拔掉了电话线。

夜色将尽之时，摄影师找了部出租车。他决定重回现场去一探究竟，看看记者是否还在那儿。司机问了这个仍带着浓厚醉意的乘客他的目的地。

“其实，我不知道，就一直往前开吧，我会告诉你在哪儿停车。”

出租车司机朝后座看了一眼。就这样，出租车便趁着最后一丝夜色离开了市区，朝着郊区树林驶去，而且完全不知目的地何在。司机不动声色地从置物箱里拿出手枪，放在自己的大腿之间。他紧张地观察着乘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