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斗争 意象学

政治家依赖于新闻记者，可是新闻记者依赖于谁呢？依赖于付钱给他们的人。而付钱给他们的人就是买下报纸上版面和电台时间的广告公司。乍一看来，人们也许会以为这些广告公司之所以毫不犹豫地跟所有的报纸打交道，是因为它们的广泛传播有利于某种产品的销售。不过这种想法是很天真的。产品的销售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重要。

意象学（Imagologie）！是谁第一个造出这个巧妙的新词的？是保罗还是我？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终于有了一个可以把一些有五花八门名称的现象聚集到同一个屋顶下面来的词了：广告公司、和政治家有来往的议员、画出一辆新车或健身房新设备草图的绘图员、创造时尚的时装设计师、理发师、规定人体准则的意象学的所有分支均从中得到启发的演艺界明星。

意象学家当然早已存在，存在于今天我们知道的那些强大组织的创立以前。即使希特勒也有他个人的意象学家。这位意象学家站在元首面前，耐心把他应该在讲台上做的、可以激起群众狂热情绪的手势做给他看。可是如果这位意象学家在一次和新闻记者的谈话中，向德国人民冒冒失失地讲起元首不能正确地摆动他的手，那么也许他连半天也活不下去了。而今天，意象学家不再讳言他们的工作，相反地，他们还津津乐道要做政治家的代言人。他们非常喜欢在公开场合详细说明他们教了他们的主顾哪些事情，要他们改掉哪些坏习惯，注意哪些事情，将来要呼哪些口号，要使用哪些惯用语，要戴什么颜色的领带等等。在最近几十年里，意象学对思想体系取得了一个历史性的胜利，当然值得大大骄傲一番，这是不足为怪的。

所有的思想体系都被战败了，它们的教条最后都被揭穿了，人们明白它们不过是美好的幻想，不再认真对待它们了。譬如说，共产党人原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将使无产阶级越来越穷；可是有一天，他们发现欧洲的工人都开着私家车去上班。他们真想呼喊：现实在弄虚作假。现实比思想体系强大，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意象学超过了它；意象学比现实强大，更何况现实已经有很久不再向人们表现以前向我生活在摩拉维亚农村的老祖母所表现的东西了。老祖母的一切知识是从经验中获得的：怎样烘面包，怎样造房子，怎样杀猪，怎样熏制猪肉，怎样缝制鸭绒被，本堂神父和小学教师对世界的看法有何不同；全村的人她每天都能遇到，她知道十年以内在该地区发生过多少起谋杀案。她所理解的现实完全在她自己的制度之下，因此，没有人能使她相信，如果家中没有东西可吃，摩拉维亚的农业会繁荣。在巴黎我的同楼邻居，白天在他的办公室里和坐在他对面的另一位职员一起工作，随后他回到家里，打开电视机，收看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新闻报道。节目主持人在评论最近一次民意测验，他说：对大部分法国人来说，法国是欧洲最安全的国家（我刚看过这次民意测验）。我的邻居听了高兴得像发疯一样，开了一瓶香槟酒。他永远也不会知道，就在那一天，就在他自己住的那条街上，发生了三起盗窃案和两起谋杀案。

民意测验是意象学权力的决定性工具，能使它和人民相处得非常融洽。意象学家向人们提出连珠炮般的问题：法国的经济情况如何？法国有没有种族主义？种族主义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是谁？匈牙利在欧洲还是在波利尼西亚？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家中，哪一个最性感？因为今天的现实是一个人们很少去拜访的大陆，而且人们也有理由不喜爱它，民意测验成了高级现实；更可以说，成了真理。民意测验是一个常设议会，它的任务是产生真理，我们甚至可以说是产生前所未有的最最民主的真理。因为意象学家的权力从来不和真理的议会闹矛盾，它将永远生活在真实之中；即使我知道任何人类的东西都是要消失的，我也想像不出有什么力量能销毁这种权力。

讲到思想体系和意象学之间的关系，我还要补充说明一点：思想体系就像一些在旋转的巨大的轮子，挑起战争、革命和改革。意象学的轮子也在旋转，可是它们的旋转对历史不产生任何影响。各种思想体系相互开战，而每种体系都有可能把它的思想赋予整个时代。意象学自己组织体系，以季节的轻捷节奏进行平静的交替。就像保罗讲的那样：思想体系属于历史，意象学的统治开始于历史结束的时候。

变化这个词在我们欧洲是非常珍贵的，它已经有了一个新的意义：它不再表示一种持续不断进化过程中的新阶段（这是某一位维科、黑格尔或者马克思的意思），而是位置的移动；从左面移向右面，从右面移向后面，从后面移向左面（就像某些赫赫有名的时装大师所做的那样）。在阿涅丝常去的那个俱乐部里，意象学家决定在墙上安装大镜子的原因，并不是让业余体操运动员在锻炼时看清楚自己的动作是否正确，而是因为那时候的镜子在意象学的轮盘赌上，被看成是一个会赢的数字。如果所有的人，在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决定要把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看作是一个骗子、一个坏蛋，那并不是因为他的思想被其他哲学家超过了；真正的原因是，在意象学的轮盘赌上，那时候他已经变成了要输的数字：一个反理想典型。意象学家创造了理想典型和反理想典型的体系，这些体系存在的时间不长，每一种都很快地被另一种代替，可是它们影响了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政治观点、我们的审美趣味，甚至影响了我们所喜爱的地毯的颜色和书的选择；这种影响力和从前思想体系是一样的。

在说明以上几点以后，我可以回到我开始的想法上来了。政治家依赖于新闻记者，可是新闻记者依赖于谁呢？依赖于意象学家。意象学家要新闻记者一定要让他们的报纸（或者他们的电台）符合一定时期的意象学体系的精神；这就是他们要决定是否支持一家报馆时经常要核查的。一天，他们检查了贝尔纳在那儿当编辑的电台，保罗每星期六也在那个电台做“权利和法律”的专题广播。他们同意提供很多广告合同，并在全巴黎张贴以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同时也提出一些条件，这些条件是使以绰号“大褐熊”闻名的节目主管不得不接受的。他慢慢地缩短了所有评论的时间，为了不让听众厌烦；他让编辑们相互提问，就这样把单调的独白变成了对话；他还大量穿插音乐，甚至在播音员讲话时也用轻音乐作伴奏；他还建议他所有的合作者在话筒前讲话时要轻松、活泼、诙谐，这些讲话使我清晨的梦境更加美好，把气象报告听成了喜歌剧。他一心想让自己仍旧在下属面前显得像一头权力极大的大褐熊，所以尽一切力量把他的合作者留在原来的位子上。他只在一点上作出了让步。意象学家们认为“权利和法律”的专题广播使人厌烦；他们甚至连讨论的兴趣都没有，当有人提到这件事时，他们只是哄然大笑了一下，露了露他们雪白的牙齿而已。在同意把这个节目取消以后，大褐熊对自己的让步感到羞惭；尤其因为保罗是他的朋友，他更觉得无地自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