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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泥铲走以后，学校恢复上课。指骨镇有一所初中，高大的校舍用红砖砌成。学校以威廉·亨利·哈里森的名字命名，坐落在一大片高低不平的水泥地上，三边围以钢丝网眼栅栏，目的大概是为了截住随风吹来的纸袋和糖纸。教学楼是一栋四方、对称的建筑，窗户很高，必须用长竿来开合。我们在那里做复杂的乘除运算，用粗黑的铅笔在软趴趴的横格簿纸上写功课。露西尔比我低一级，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只有在自修室和午饭时。那时，我们站在一旁，抱着两肋，回头张望。因为沉默安静，所以人们认为我们温顺听话，我们的成绩既不出众也不落后，所以没人管我们。连续数小时的乏味时光，因偶尔小小的出丑而有所调剂，例如，碰上检查手指甲是否干净。有一次，我被点到站起，背诵诗歌《我死时，听到一只苍蝇嗡嗡叫》。我强忍对学校发自肺腑的厌恶，学会置之不理。那是一种无法纾解的不适，好像断肢发痒一样。在外祖母生前的最后一年，我获得年级考勤奖，若不是露西尔的主意，我也许从来不会想到不去上学。可一天上午，有人报告露西尔在历史测验中偷看前座的人。第二天是星期六，但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她由于一系列症状而留在家中，这些症状并未引起西尔维的担忧，因为既无发烧，也没有出现食欲不振。缺课三天以上，学校要求出示医生的假条。可露西尔不愿看医生，而且似乎也没真正病到需要看医生，西尔维在给校长的假条中这么解释。“瞧这个。”露西尔说。我们一同走路去学校，露西尔带着西尔维的假条。那是一张饰有花卉图案的信纸，对折了两次。西尔维用流转的字迹在纸上写道，“请原谅露西尔的缺课。她手腕疼，膝盖疼，耳鸣，舌头溃疡，头晕，胃痛，视觉有重影，但没发烧，也没食欲不振。我未叫医生，因为每到上午九点半或十点，她似乎又一切无恙。”

“我们得让她再写张假条才行，”我说，“就说你把这张弄丢了。”露西尔把纸条揉成一个小球，扔在一棵树后。

“假如他们打电话给她怎么办？”

“她从不接电话。”

“那么，他们可能会派人去找她。”

“我相信他们不会。”

“万一他们去了怎么办？”

前景堪忧。西尔维完全不知历史测验的事，我们也没有机会向她解释。露西尔对功课毫不在乎，根本不会因此而作弊，只是倒霉的厄运害她在一念之间写了西蒙·玻利瓦尔，她前面的女孩也写了西蒙·玻利瓦尔，可答案分明是桑塔·安纳将军。这是她们俩唯一出错的地方，所以两人的卷子变成一模一样。露西尔惊讶地发现，老师如此轻易地认定了她的罪状，如此不为所动地信以为真，把她叫到全班人面前，要求她说明卷子为何会一模一样。教露西尔苦恼的是这打破了她的默默无闻。只要一想到学校，她的耳朵就变红。现在，有可能，西尔维会给叫去学校，整件事将再回顾一遍，露西尔将再度受到指控，这次不仅涉及作弊，还有撒谎和旷课。

“我不去学校了。”她说。

“你要怎么和西尔维讲？”

“我不一定回家。”

“你要去哪里？”

“去湖边。”

“那儿很冷。”

露西尔耸耸肩。

“我也去。”我说。

露西尔说：“那我们俩都会有麻烦。”

接下来要发生的事似乎出奇地熟悉和自在，我们往回走到铁路旁，沿着轨道朝湖走去。我们期待有人从兔棚后、树后或晾晒的床单后走出来，盘问我们，可一个人也没有。

那个星期，我们每天都在湖边度过。起先，我们试图决定怎么让自己重返学校——这已不再只是露西尔一个人的困境。要给我们两人编造理由，这个问题难倒了我们，到第三天后，理论上，我们俩都需要医生的假条，我们决定，别无选择，只有等到给逮住为止。我们觉得自己仿佛被残酷地从一个不想待的地方给赶了出来，我们不能主动回去，却必须等着有人迫令我们回去。当然，姨妈西尔维对我们的旷课一无所知，所以还要面对她这一关。整件事可怕得教人不敢想下去，各方面的情况随着每一天的流逝而渐趋棘手，最后，我们开始在其中觅得一种令人晕眩又心情沉重的乐趣。在寒冷、沉闷、内疚、孤独和恐惧的联合作用下，我们的感官变得异常敏锐。

那些日子比平时漫长空旷。我们在山水间感到渺小、格格不入。通常我们走的是一小段有遮篷的湖滨，以前那儿是个船坞，六根桩子仍在，上面一般栖息着五只鸥鸟。每隔一段时间，最北端桩子上的鸥鸟会啼叫四声、飞走，其余鸥鸟拍翅往北移动一根桩子。接着，飞走的那只会回来，落在最南端的桩子上。这一连串动作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夹杂着纯属笨拙、意外的变奏。我们坐在湖滩上，刚刚高过被水打湿的地方，挑拣石子（指骨镇最高纪录里有过一圈或一弯宽达三四英尺的沙地——湖滩边缘多是半粒豌豆大的小鹅卵石）。这些石子，有的是苔藓一样的菜绿色，有的白皙，像牙齿碎块，有的淡褐色，有的看似像冰糖。再往前，组成的湖滩有上一年留下的草丛，光秃的藤蔓、泡水的叶子、零落的蕨类植物，还有黝黑昏暗、散发麝香气味的休眠的树林。湖面布满平静的波纹，散发寒意，散发鱼的味道。

那天是星期四，我们看见西尔维在岸边。她没看见我们。当时，我们正坐在一根圆木上东扯西唠，打发又一个寒冷的小时，我们看见她在湖滩另一端，紧邻水面，双手插在外套口袋里。“她在找我们。”露西尔说，可她只是望着对岸，若有鸥鸟啼叫则仰望天空，要不就看着脚边的沙子和水。我们静坐不动。无论如何，她应该能看见我们。到那时止，我们已基本习惯了西尔维心不在焉的事实，可等着有人来逮我们等了那么多天，她的浑然不觉让我们恼火。她站着，对着湖望了许久，双手深深插在她宽大、灰暗的外套的口袋里，头歪向一侧，身体挺立，仿佛几乎一点不觉得冷。我们听见一辆火车从对岸呼啸而来，接着看见车身钻出树林，驶上桥，滚滚白烟因风而微微倾斜、模糊。隔着如此远的距离，火车显得毫不起眼，但我们齐齐凝望它，也许是被它一往无前的决心所吸引，像麦管上的毛虫一样有条不紊。火车过了桥，发出最后一声长长的鸣笛，就在该是经过我们房子背后时，西尔维开始往回朝桥走去。我们跟在后面，西尔维走得很慢，我们也大大放慢脚步，与她保持一定距离。桥下蹲着两个男人，穿着格子夹克和灰扑扑的黑裤子，她冲他们点点头，彼此似乎愉快地交谈了几句，我们听不见话的内容。她沿着堤岸前行，驻足眺望了桥片刻，然后开始小心地迈过一块接一块枕木，往桥上走去。她步履缓慢，不停地走啊走，直至走到约莫比水面高出五十英尺的地方为止。露西尔和我停下，注视我们的姨妈，她抱拳的手抵着衣袋底部，目光时而投向水面，时而投向天空。风很大，她的外套贴着身体一侧和腿，头发飞扬。年纪较长的那个流浪汉从桥下走出来，抬头看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