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打火石与墓碑

肥肥胖胖，成天睡眼蒙眬，菩萨心肠。古丝特·特鲁钦斯基成了古丝特·克斯特后，自身不需要有什么改变。加之，她跟克斯特相处的时间实在有限：克斯特上船去北极海前线之前休假十四天，他们订婚；他从前线回来休假两周，他们结婚，多半时间躲在防空洞里。库尔兰的军队投降后，虽然没有传来过克斯特还活着的消息，但每当有人问起她的丈夫时，古丝特便用大拇指指着厨房门，有把握地说：“他在那边伊凡①的战俘营里。只要他一回来，这里就会大变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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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苏联人，因俄罗斯人很多以“伊凡”命名。

比尔克区的这个寓所里留待克斯特去改变的事情，指的是玛丽亚和库尔特来后的生活。人们让我出院了，我告别了护士们，答应有时会去看她们，便乘上有轨电车到比尔克去找这姊妹俩和我的儿子库尔特。那幢公寓，从四楼到屋顶全烧光了。我到了三楼，发现这里已成了玛丽亚和我的儿子所经营的一个黑市商品中心。小库尔特六岁，也扳着手指在计算。

玛丽亚即使做黑市交易也忠于她的马策拉特，她做的是人造蜂蜜生意。她正从没有商标的桶里舀出蜂蜜，倒在磅秤上。我刚进门，还没能熟悉这狭窄的天地，她就要我把蜂蜜装进口袋，每袋四分之一磅。

小库尔特坐在一只贝西尔洗衣粉木箱后面，像是坐在柜台后面，虽说也看了一眼他的病愈回家的父亲，但他那双冬天似的灰眼睛却盯着什么值得看的东西，而且要把目光穿透我才能看清。他面前放着一张纸，正在纸上编排想象的数字纵队。他在人头挤挤、暖气设备不佳的教室里才上了六星期课，已经摆出一副冥思苦索者和一心出人头地者的架势。

古丝特·克斯特在喝咖啡。她把一杯咖啡推到我的面前，我发现，是真咖啡。我忙于包装人造蜂蜜的时候，她好奇地注视着我的驼背，露出同情她的妹妹玛丽亚的神情。坐着不动，不让她摸摸我的驼背，她觉得难以做到。对于所有的女人来说，摸摸驼背便会走运。对于古丝特来说，走运就是克斯特回乡，改变一切。她克制住自己，摸摸手里的咖啡杯算是替代，可这不会使她走运，于是大声叹了一口气。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将每天都能听到她叹气。她说：“克斯特一回来，这里就会大变样，你们可以相信此话，虽说你们还没有见到他。”

古丝特谴责黑市交易，却又爱喝靠人造蜂蜜换来的真咖啡。顾客一来，她就离开起居室，穿着拖鞋进厨房，在那里弄出格格的声响以示抗议。

顾客很多。九点刚过，早饭刚吃完，门铃就开始响了：短——长——短。入夜，将近十点时，古丝特关掉电铃，常常不顾小库尔特的抗议，他因为上学，只能利用一半的交易时间。

上门的人说：“有人造蜂蜜吗？”

玛丽亚温柔地点点头并问：“四分之一磅还是半磅？”上门的人也有不要人造蜂蜜的。他们会说：“有打火石吗？”一天上午、一天下午交替着去学校的小库尔特，从他的数字纵队里钻出来，伸手去摸毛衣里面的衣服口袋，用小孩挑战的清脆声音把数字送进起居室的空气中去：“想要三块还是四块？您最好要五块。马上要涨价，至少二十四。上星期是十八，今天早晨我已经不得不开价二十。如果您早两个小时，我刚放学就来，我还可以只要您二十一”

在长四条街、宽六条街的地盘内，小库尔特是独一无二的火石商。他有个来源，但从不泄露这个来源，却又一再说：“我有个来源！”甚至他上床前也说，代替做晚祷。

我身为父亲，有权要求知道我儿子的来源。他从不神秘反倒是自信地宣布：“我有个来源！”他一说，我紧接着便问：“你的火石是从哪儿搞来的？快些告诉我，你是从哪儿搞来的！”

在我调查这个来源的那几个月里，玛丽亚总是说：“别管你弟弟，奥斯卡。一来这跟你无关，二来如果该问我早就问了，三则你别装成像他的父亲似的。几个月前，你连个‘呸’都不会说呢！”

遇上我不肯罢休，硬要追问出小库尔特的来源时，玛丽亚会用巴掌猛拍人造蜂蜜桶，怒火一直烧到胳膊肘，同时攻击我和有时支持我调查来源的古丝特：“你们都是饭桶！还想破坏我儿子的买卖。你们赖以生活的，正是他辛辛苦苦挣来的。我一想到奥斯卡得到的那几卡路里①的病人补贴被他两天内就吃光时，我就会生气，可实际上我只觉得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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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卡路里，热量单位。人维持生命需要得到含有一定热量的食物。战后德国食物匮乏，故人们也以卡路里作为表示食物多寡的尺度。

奥斯卡不得不承认，我住院时，胃口好得出奇，医院的伙食却少得可怜，多亏了小库尔特的这个来源——这比人造蜂蜜的收入要多——我才能恢复体力。

父亲不得不惭愧地沉默不语，带着小库尔特天真地发慈悲而给他的相当多的零花钱，尽量地少待在比尔克区的寓所里，免得见到自己丢人现眼。

今天，各种各样地位优越的经济奇迹评论家们越是少去回忆当时的环境，就越加欢欣鼓舞地说：“币制改变之前的时期已经是难以置信的。现在已经活跃起来了！人们肚里空空，却还去排队等戏票。各种临时安排的土豆烧酒聚会简直像神话一般，比今天通常举行的香按酒和鱼子酱宴会不知有趣多少倍。”

这些人，你可以把他们叫做错失机会的浪漫派。我本来也可以像他们一样地悲叹自己错失了机会，因为在小库尔特那个打火石来源像泉源进涌的几年里，我几乎不费分文地在成千努力补习和学习的人的圈子里受教育，报名听业余大学的课程，成了名叫“桥”的不列颠中心①的常客，同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讨论集体罪责②。我跟所有这些人一起感到有罪过，他们当时想的是：我们现在承担罪责，那么事情也就会过去，将来情况好转时，我们也就不必再感到内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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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是英国设在国外的语言文化教育机构。

②国际舆论在战时和战后认为德国人对这场战争和纳粹罪行负有集体罪责。

多亏了夜大学，我才具备了过得去的文化水平，当然学得不系统，有缺漏。当时，我学了许多书。我长个儿以前的那本读物，它只教给我可以把世界分成两半，一半属于拉斯普庭，一半属于歌德，再就是我从一九○四年至一九一六年的克勒的《船队年鉴》上得到的知识，这些我都觉得不够了。我读书之多连自己都记不清了。上厕所我也读书。夹在捧着书阅读的、拖着莫扎特辫子的年轻姑娘中间排几小时队买戏票时，我也读书。小库尔特出售打火石的时候，我也读书。我在包装人造蜂蜜的时候也读书。停电的时候，我借蜡烛光读书，蜡烛也是靠小库尔特的来源弄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