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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日里的发现和在所谓的工作日里生产和发表的成果同样有价值和值得尊重。在无论哪种情况下，发现者将把这件事告诉他的助手们，如果他们正在加班工作，或者告诉他的家人，如果他们恰好就在身边，要是没有香槟，就用一瓶在冰箱里等待着这一刻的起泡酒来庆祝，他相互祝贺，记录下这项专利细节，而生活，再一次展示了灵感、天才和偶然性，在显现自身时并不选择时间和地点，随后镇定自若地继续向前。也有十分罕见的情况，由于发观者独自居住、没有工作助手，竟至找不到哪怕一个人分享向世界馈赠一缕新的知识之光的快乐。更为奇特，更为凤毛麟角，如果不是独一无二的，乃是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此刻的情形，他不仅不能告诉任何人他发现了那个是他活的镜像的演员的名字，还得千万小心不能泄露这个秘密。事实上，难以想象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此刻跑过去打电话给他的母亲，或者玛利亚·达·帕斯，或者教数学的同事，因兴奋而颠三倒四地告诉他们，我找到了，我找到了，那家伙名叫丹尼尔·桑塔-克拉拉，如果在他的一生里，有某个秘密他想严密保守，以至没有人甚至会猜想到它的存在，那么就是它了。出于对其后果的恐惧，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被迫，或许是永远，对其调查的结果三缄其口，无论是如今累积的第一阶段的成果，还是未来将要实现的后续成果。他同样受到约束的是，至少在星期一之前，不能采取任何行动。他知道那个人名叫丹尼尔·桑塔-克拉拉，但是这无异于知道某颗星星名叫毕宿五，除此之外对它一无所知。制片公司今明两天不上班，也无需通过电话联系，最好的情况无非是警卫员接了电话，后者只会说，星期一再打来，今天不上班，我想，对于一家电影公司来说没有星期日和节假日，在上帝赐予这个世界的每一天里他们都在拍摄，尤其是在春天和夏天，以免错失了阳光璀璨的时辰，为了试图延长谈话，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辩解说；这事儿与我无关，不在我的职权范围以内，我只是一名保安人员；一位有见识的保安人员应该知道一切；他们并没有付钱让我知道一切；真遗憾；您还有什么事吗，那人将不耐烦地问；至少，请告诉我谁掌管着演员们的个人资料；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已经告诉过您了，我是一名警卫，星期一再打电话来，那人气急败坏地重复道，如果他尚未从嘴里吐出几句被来电者的粗鲁所激励的脏话。坐在电视机前的扶手椅上，被影碟包围着，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对自己承认，没有别的办法，我必须等到星期一才能给制片公司打电话。他一边说，一边感到胃部一阵收紧，仿佛突如其来的恐惧。痉挛很快消失了，但是随之而来的颤栗持续了好几秒钟，仿佛低音提琴的琴弦不安的振动。为了不再沉思对他而言仿佛某种威胁的事物，他自问这个周末的其他时间能做点什么，今天剩下的时间和明天整整一天，如何填满这些空虚的时辰，一种手段是看完那些尚未被观看的电影，但这样做并不会给他提供更多的信息，他将仅仅在别的角色里看到自己的脸，谁知道呢，也许是一位舞蹈教师，也许是一位消防队员，也许是赌台主持人，也许是小偷、建筑师、小学教师、正在找工作的演员，他的脸，他的身体，他的话语，他的姿态，直看到恶心。他可以打电话给玛利亚·达·帕斯，请她过来看他，如果今天不行，就明天，但是这简直就是作茧自缚，一个自重的男人不会请求女人的帮助，即便她并不知道他是在寻求帮助，而在完事之后又将她送走。正在此时，一个跟在其他更幸运的念头后面探过几次脑袋，却始终没有获得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注意的念头，终于突然之间挤到最前排，如果你去查询电话簿，它说，你将知道他住在哪里，无需询问制片公司，甚至，如果你准备好做这件事，你可以去看看他居住的街道，他的家，当然，你需要化妆前往，这是最基本的审慎，不要问我化妆成什么人，这是你的事。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的胃部再次痉挛，这个男人拒绝理解情感是富有智慧的，情感关照着我们，明天它们会提醒说，我们对你发出过警告，但是在当下，十有八九已经太晚了。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手捧电话簿，颤抖着寻找字母S，前前后后地翻动册页，就在这里了。有三个人姓桑塔-克拉拉，但是没有一个人名叫丹尼尔。

巨大的失望。一项劳神耗时的寻找不应该就这样结束，那容易得有些荒唐了。事实上，电话簿一直是私家侦探或只掌握着基本线索的街区警察调查的首要工具，一种能将可疑的细菌置入调查者视野的纸质显微镜，但同样确定的是，这种定位身份的方法有其麻烦和缺陷，即那些重名的人、冷漠的答录机、机警的沉默，以及经常的、令人灰心丧气的回答，这位先生已经不住在这里。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的第一个，从逻辑上讲，正确的想法是，这位丹尼尔·桑塔-克拉拉并不希望他的名字出现在电话簿上。一些有影响力、地位显赫的人物，会采取此种举动，这被叫做保卫他们神圣的隐私权，比如，商人和金融家会这么做，一流的政客、影视界的恒星、行星、卫星和流星们会这么做，天才而好深思的作家们会这么做，足球名将，F1比赛的赛车手们会这么做，来自顶级或中级时尚圈的模特们会这么做，来自低级时尚圈的模特们也会这么做，并且，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那些擅长多种犯罪技能的罪犯们也偏爱匿名的严谨、慎重和谦虚，这在某种程度上能为他们抵御危险的好奇。在这些情况下，即便他们的壮举让自己变得声名卓著，我们可以肯定绝不可能在电话簿里找到他们的姓名，然而，既然丹尼尔·桑塔-克拉拉，就我们目前所知，并不是一名罪犯，同样也不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疑惑，一位电影明星，除了和后者属于同行之外，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姓桑塔-克拉拉小组的原因，注定要引起强烈的困惑，而只有沉思才能将我们从这困惑里解救。这正是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彼时在做的事情，彼时我们，正以应受到谴责的轻佻，考察上述人群的社会学类型，这些人在内心深处，希望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一个特别的、机密的、隐而不宣的电话簿上，另一种登载着现代社会贵族新形式的欧洲王族家族年谱（Almanach de Gotha）。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得出的结论，即便再明显不过，却并不因此便不值得赞赏，因为它显示了最近几天折磨着历史教师的大脑的混乱尚且没有阻碍一场自由而公正的思考。的确，电话簿上没有丹尼尔·桑塔-克拉拉的名字，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说，在电话簿上的三个人与电影演员桑塔-克拉拉之间没有一种亲缘关系。极有可能，他们全都来自同一个家庭，甚至，如果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推理，丹尼尔·桑塔-克拉拉就住在其中一间房子里，而他使用的电话，注册的依然是，比如说，他去世的祖父的名字。如果，为了展示细小原因和重大后果之间的联系，人们曾经对孩子们讲述，一场战役会因为马失前蹄而落败，那些将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带向上述结论的归纳和演绎的轨迹，在我们看来起码和关于战争的富有教益的故事同样可疑和充满问题，造成那场战争失败的首要原因和罪魁祸首，因众口一词而无可更改，乃是溃败方军队的铁掌匠的失职。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现在该怎么办，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也许他满足于用接下来的对情况的研究，制订出间接地接近目标的计划，以逐步解决困难，这个计划万无一失，以最微小的步履前进，并且时刻保持着警惕。瞧瞧他，坐在，无论以何种标准来说，开启了他人生新篇章的椅子上，弓着脊背，手肘撑住膝盖，双手托着头，看见他的人想象不到这个头脑里正在进行的艰难的工作，他像一名国际象棋大师一样，考虑各种抉择，沉思各种选项，掂量各种变体，预判各种困境。半个小时过去了，他仍然一动不动。另外半个小时也将要如此过去，然后我们看见他突然站起身来，走过去坐到书桌前，手里拿着的电话簿翻到暗藏着谜语的那一页。显然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们钦慕他终于将审慎弃之不顾，勇敢地准备迎面直击。他拨通了第一个桑塔-克拉拉的电话，等待着。没有人接电话，也没有电话答录机的声音。他拨通第二个桑塔-克拉拉的电话，听到的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哈罗；下午好，女士，抱歉打扰您，我想和丹尼尔·桑塔-克拉拉先生讲话，我知道他住在这个地址；您搞错了，这位先生不住在这幢房子里，从来也没有住在这幢房子里；但这姓氏；这姓氏只是个巧合，和其他许多的巧合一样；我猜想您至少是他的亲戚，或者能够帮助我找到他；我甚至都不认识；不认识他；既不认识他，也不认识您；请原谅，我应该自报家门；不用了，我不感兴趣；看起来，我找错了地方；看起来是这样的；非常感谢；没关系；再见，抱歉给您带来了不便；再见。在这段难以解释地紧张的对话之后，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暂停片刻，以恢复内心的宁静和正常的脉搏，是非常自然的，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在人生的某些时刻，我们已经丧失了那么多，以至于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而我们唯一的愿望是尽快地知道这灾难最终的额度，以便，如果可能的话，从此将它抛在脑后。他毫不犹豫地拨通了第三个电话号码，一个男人的声音生硬地问，谁呀。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感到自己被逮了个正着，他随便嘟囔了个什么名字，那声音又问，有什么事吗，语气依然粗暴，但很奇怪的是，声音里毫无敌意，有些人就是这样，听起来像在和所有人生气，可终究，你会发现他们有颗金子般的心。这一次，由于对话十分简短，我们无法确知这个人的心是否由那最高贵的金属做成。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表达了和丹尼尔·桑塔-克拉拉说话的愿望，声音急躁的人回答说，没有任何叫这个名字的人住在这里，谈话看起来无法再继续下去，没有必要再重复姓氏的奇怪巧合，以及能将发问者带向其目的地的可能的亲缘关系，在这样的情形下问题和回答总是相同的，某某人在吗，某某人并不住在这里，但是这一次有意外出现，声带粗糙的男人记起，大约一个星期以前，另一个人曾打电话来问了同样的问题，我猜想应该不是先生您，至少声音听起来不像，我对分辨声音很在行；不，不是我，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说，他突然感到困惑不已，那个人是谁，是男人，还是女人；显然，是个男人。是的，是个男人，他怎么想的呢，无论两个男人的声音差距多么远，一个男人的声音和一个女人的声音之间的差别只能更大，虽然，对话者又补充说，我现在想起来，有一瞬间我似乎觉得他在努力隐藏真实的嗓音。在向男人致以应有的感谢之后，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放下听筒，眼睛盯着电话簿上那三个名字，如果这样一个人打电话去询问丹尼尔·桑塔-克拉拉，最简单的行为逻辑决定了，正如他自己才刚做的一样，这个人同样拨打过这三个电话号码。显然，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无法知道，那个人在打第一通电话时是否有人回答，而一切都表明。那个曾与他对话的坏脾气女人，那个，除了声音冷冰冰之外，的确很不礼貌的女人，要么忘记了，要么认为没有必要提起有人打过电话这件事，或者，更自然的是，接到那通电话的人并不是她。也许因为我自己独居，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对自己说，所以倾向于想象别人也是这样。关于一个陌生人同样在寻找丹尼尔·桑塔-克拉拉的消息给他带来了最强烈的不安，他的内心涌动着混乱的感觉，仿佛面对一个二级方程式，而他却连一级方程式都忘记了如何解决。也许是某个债权人，他想，这是最有可能的，一个债权人，艺术家和文学家们总是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他一定是在某个赌场欠下了赌债，而现在他们要让他偿还。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从前曾经读到过，赌债是最神圣的一种债务，甚至有人把它们叫做荣誉债务，虽然他不理解为什么它就比别的债务更荣耀，他接受其条例和规则，如同某件与他毫无相干的事，这取决于他们，他想。然而，现在，他更希望这些债务并不那么神圣，是可以被宽恕和遗忘的，这种宽恕和遗忘不光来自我们所想，也可以从《圣经》的篇章中加以确证[1]。为了驱散心头的愁云，他走到厨房去煮了一杯咖啡，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权衡利弊，我还有一个号码没有接通，如果真的接通了，会出现两种情况，要么有人告诉我不认识这个名字和这个人，若是如此，事情便就此结束，要么有人回答我说是的，他住在这里，那么，我要做的便是挂掉电话，目前，对我来说唯一重要的就是知道他住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