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尼卡（第4/18页）

后来，当她坐在树下的摇椅上时，他走了过来。她以前从来没见过他，而且从他的面容看不出当地人的模样。起初她以为是哈珀的儿子米努斯，他时常喝得醉醺醺的，而且曾经是这宅子的主人。但这人直挺挺地快步走着，似是赶着去赴什么迟到的约会，正穿过这个院子抄近路到一处地方。他大概听到了她的摇椅轻微的吱呀声。也许他不知道这么穿行是否安全。反正他一回头瞅见她，便微微一笑，还举起一只手致意。

“下午好。”她打着招呼。

他改变了路线，走到她的坐椅前。

“你从这附近来吗？”

“挺近的。”他说，可他的嘴唇并没有动。

他该理发了。

“我刚才看到一些蝴蝶。在那上面。”多薇指着说，“是橙红色的。挺亮丽。以前从没见过那种颜色。就像我小时候大家常说的珊瑚色。有点像南瓜的颜色，不过更浓一些。”她当时真的不清楚自己到底在说些什么，其实应该找句客套话来收尾的——诸如天气很热，到晚上大概会舒坦些啦——只是他那神情显得对她的描述很感兴趣。他的工装裤很干净且刚刚熨过。他的白衬衫袖子卷到肘部上面。他的小臂肌肉圆鼓鼓的，使得她要重新考虑从他的面容得到的印象：他像是营养不良。

“你见过那样的蝴蝶吗？”

他摇了摇头，但显然认真思考起她的问题，因为他蹲在了她面前。

“别让我耽搁了你赶路。只不过……唉，我的天，这景色太妙了。”

他表示有同感地微笑着，并向她刚才指着的地方看去。后来他站起身，掸了掸裤子后面——虽说他并没有坐到草地上——开口问道：“我穿过这里可以吧？”

“当然。随时都行。现在这儿没人住。这宅子原来的主人输掉了房子。这房子挺好的，是吧？我们在考虑也许不时地住一住。我丈夫……”她明知道自己在唠叨，可他好像诚心诚意地仔细听着每一个字眼儿。她终于闭上了嘴——为自己傻乎乎的话感到不好意思，再也说不下去了——便又一次请他随时都可以抄这条近路。

他谢了她就离开了院子，步子很快地在树木间走着。多薇目送着他的身影融进笼罩在宅院外的一片阴影中。

她再也没见到那样的柿色翅膀。然而他倒是回来了。先是大约一个月之后，以后每隔一两个月就来往一次。多薇总是忘记问斯图亚特或是别的人他可能是什么人。年轻人越来越难以辨认了，当鲁比来了亲友时，他们通常不像人们过去那样出席礼拜仪式并被介绍给教众。她没法问他的年龄，但估计至少要比她年轻二十岁，或许正因为这一点，她对他的来访保守秘密。

事实上，每次他来时，她都要说废话。那些她不懂的事情留存在她脑子里。高兴的事，烦恼的事，与世界大事无关的事。不管她说什么，他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出于无法解释的理由，她鬼使神差地知道，一旦问起他的姓名，他就不会再来了。

有一次，她给了他一片涂了苹果酱的面包，他吃光了。

她越来越频繁地找理由待在圣马太街。倒不是希望见到或寻找他，而是满足于知道他曾经来过或将会来到这里——闲聊一会儿，吃点东西，在燥热的午后喝上一些凉水。她唯一担心的是别人会提起他，和他结伴，或者宣称早就和他有交情了。没人。他似乎只是她的。

因此，在卡尔瓦里山与年轻人争论的那天晚上，多薇把钥匙插进这座不能赎回的住宅的锁孔。她为斯图亚特非锁门不可而心烦，又因会议不愉快的转折而不安。她希望坐下来喝上一杯热茶，读些诗或几段圣歌，把思绪集中到让每个人都气愤的事情上来，因为说不定她的朋友会在一早经过。他要是真来了，她就问问他的意见。但她已决定不喝茶也不读诗了，做过祈祷之后便爬上了床，可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妨碍了她入睡：撇开放弃财富不谈，一个有钱人能是好人吗？她也要问问她的朋友这个问题。

如今，后院终于可爱多了，至少足以接待他了。他第一次来时，那里还是一团乱，没人过问，垃圾遍地——成了猫、蛇、走失的鸡的家园——只有珊瑚色的翅膀还值得一看。她只好亲自动手来整理。K.D.找出种种难以想象的借口推托不干。何况这种活计是很难吸引年轻人的。比莉·狄利亚曾经是她的帮手。她原来只想过让那些小伙子出手帮忙，所以比莉的热心已经够让人惊讶的了。不过也有些不对头的事情。有一段时间没人见过那姑娘，而她母亲帕特·贝斯特则对一切问题都封了口。多薇心想，还为镇上对她父亲的态度生气呢。虽说比莉·狄利亚没有到会，但她的观点是清楚的。她还是个长着深玫瑰色皮肤和棕色头发的古怪任性小姑娘的时候，就对什么事情都撅嘴——只对花园的事情除外。多薇很想念她，而且不知道比莉·狄利亚对改变大炉灶的铭文是怎么想的。

“当心他皱起的眉毛”？“是他皱起的眉毛”？她认为，“他皱起的眉毛”对任何年龄的人或任何一代人都足够了。对那句话加以说明，具体化或确定，都是无益的。唯一需要确定的，都已发生了。在十字架上。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她得问问她的朋友。然后再告诉索恩。与此同时，那种抓挠的声音消失了，而在睡眠的临界点，她知道了罐装豌豆照样挺好的。

斯图亚特放下窗户，还吐了口唾沫。他挺小心的，防止风把唾沫再吹回脸上。“对我宽容一些。”这是那些年轻的傻瓜当真要在大炉灶上涂的标语。就像他的外甥K.D.一样，他们根本不知道建起这座镇子付出了什么，他们受到保护以防备什么，他们不必面对的羞辱又是什么。斯图亚特像往常一样，一回到通向他的牧场的县级公路就把车子开到最快。他仔细琢磨着“当心”和“是”之间的区别，以及若是老爷爷，会如何解释这种区别。他本人其实倒无所谓。问题并不在于为什么该或不该加以改变，而是米斯纳牧师通过怂恿这一想法得到了什么。他又吐了一口唾沫，心想米斯纳原来竟是这样一个傻瓜。愚蠢，甚至可能危险。他想不出这一代人——米斯纳和K.D.这一代——该不该被牺牲掉以成全下一代。曾重孙一代可以加以培养和磨炼，就像他自己的父亲和祖父对他们这一代做过的那样。当年没有休息，也没有宽容。期望高并得到实现。没有谁比那些优秀的人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更多的责任。他回想起他哥哥埃尔德·摩根从利物浦回到新泽西在一个港口上岸的前前后后。那地方叫霍伯肯。时间在一九一九年。上火车之前哥哥在纽约市周围遛了一圈。他看到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争论。埃尔德说，从她的服装他猜她是个街头妓女，自然流露出对她职业的轻蔑。起初他觉得自己与那两个叫嚷的男人有一种关联。突然间，其中一个男人在那女人脸上打了一拳。她倒了下去。也就在那一刻，那画面的色彩从日常样子猛地转换成了黑白色。埃尔德说，他口中发干。两个白种男人转身走开，撇下失去知觉的黑人女子趴在便道上。埃尔德还没反应过来，一个白人改了主意，又回来朝她的肚子踢去。埃尔德浑然不知自己在跑，直到他到那跟前把那男人拉开。整整十个月，他一直在奔跑和战斗，仍然没法摆脱自发的暴力倾向。埃尔德一拳击中那白人的下巴，接着又连续出拳，直到第二个白人向他打来。没分出胜负。都鼻青眼肿了。那女人始终躺在便道上，这时一小群人吵嚷着叫警察，埃尔德吓坏了，赶紧跑开，就这样一路穿着军大衣返回了俄克拉荷马，唯恐有个军官会看到他那身撕扯过的军装。后来他妻子苏珊娜给他洗净、熨平和修补那身军装时，他要她拆掉缝线，让上衣口袋悬着、衬衫领子保持着破口、纽扣耷拉着或是缺失。但要保持血迹是太迟了，于是他把血污的手帕和两枚奖章一起塞进裤兜。从此他再也无法从脑子里清除那白人的拳头打在黑人妇女脸上的情景了。不管他对她所操的职业有何想法，他一直惦记着她，为她祈祷终生。苏珊娜挑起了一场长时间的争论，但摩根家的男人们胜利了。埃尔德照他的要求被埋葬了：身穿军装，扯破的口子显而易见。他没有原谅自己抛开那女人跑掉，也不指望上帝会为此对他高抬贵手。而且他做好了准备，等候他质问事情的始末。斯图亚特喜欢这个故事，不过，他知道这事起因于保护一名妓女并为她祈祷，又感到不自在。他对白人没什么好感，但他能明白他们的想法，甚至能感受到那种冲动，仿佛那一拳是他自己击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