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第2/2页）

然而，小说的核心部位却存在问题。我所建立的这个破碎的世界（用来补充佩科拉的遭遇），被那些童年时代碎片式的四季变换串联在一起，每一次转折都对毫不协调、内容贫瘠的白人家庭识字读物进行映照。它以现在的形式并不能有效地处理居于其核心的沉默：佩科拉“不在场”的空白。它本应有种形体—就像一声爆炸或呐喊过后留下的空洞。这需要某种我所不具备的老练手法，而且需要对萦绕在她周围的各种声音进行巧妙的驾驭。她从来没有看到过自己，直到她幻想出一个自己。她的幻觉成为某种独立于书外的对话。

同时，尽管我迫切需要某种女性表达，这种东西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难以捕捉，我只好用女性形象来满足自己，因为我无法确保那种属于女性的潜台词能贯穿作品始终，如开篇那句话所呈现的那样（在“千万别声张”中透出的女性的流言、渴望和震惊）。这种挣扎导致的混乱局面在描写宝琳·布里德洛夫的那个章节变得非常明显，我在那一章动用了两种叙述的声音，宝琳本人和心情迫切的叙述者的声音，我对这两种声音都不满意。而现在，我觉得有趣的是，在我本以为最难变成女性口吻的地方这种语言的转变却轻而易举：把白人对乔利的“强奸”与他对自己女儿的强奸联系起来。这种极端男性化的侵犯行为在我的语言中变得女性化，变得“被动”，而且，我认为，在失去了通常（或者曾经）被赋予的男性“羞耻的光辉”后，强奸这种行为显得更加令人厌恶。

我选择的语言（朗朗上口、悦耳动听、口语化），我对充分理解根植于黑人文化中的准则体系的依赖，为制造同谋和亲密关系所作的努力（无需任何疏离和解释性的结构），连同在体现某种沉默的同时又将其打破的企图，所有这些都意在把美国黑人文化的复杂性和财富转化成某种与这种文化相匹配的语言。

现在，回头反观表达性语言给我提出的种种问题，我对它们的流行和持续感到惊奇。听到“文明化”的语言贬低人类，看着文化驱魔主义贬低文学，目睹在自我贬损的隐喻的琥珀中故步自封的我们自身—我敢说，如今我的创作跟当初一样，面临重重困难。

不出所料，《最蓝的眼睛》初版时的遭遇跟佩科拉的命运不无相似：被遗弃、被蔑视、被误读。直到这一版终于赢回它的发表尊严为止，足足花了二十五年的时间。

普林斯顿，新泽西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