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四章（第2/3页）

麻雀山麓本是卡尔·伊万诺维奇溺水的地点，不久它便成了我们的“圣山”。

一天饭后，我父亲打算出城。奥加辽夫正在我家，他便邀他与佐年贝格同行。这次旅行真是活受罪。我家的四座轿式马车虽然是“约希姆制造”9的，但服务了十五年，尽管是平静的十五年，早已老态龙钟，何况车身照旧比攻城臼炮更重，驶到城门要花一个多小时。四匹马大小不同，毛色也参差不齐，但都在闲适的生活中变懒、发胖了，走不上一刻钟便会汗流浃背，而这是不准许的，因此车夫阿夫杰伊只得让它们慢慢行走。车窗照例是拉上的，不管天气如何闷热。除了这一切，还有我父亲那种从容不迫、威严可怕的监视，以及卡尔·伊万诺维奇那种大惊小怪、不胜其烦的监视；然而我们还是乐于忍受这一切，只要能待在一起。

到了卢日尼基，就在从前哥萨克从水中救过卡尔·伊万诺维奇的地方，我们乘船渡过了莫斯科河。我父亲像平常一样，走路时愁眉苦脸，弯腰曲背的，卡尔·伊万诺维奇则蹀躞着跟随在后，给他讲些小道消息和无稽之谈。我们离开他们，走到了前面，等离他们相当远之后，便一溜烟跑上麻雀山，到了维特贝格10的神庙奠基的地点。

我们气喘吁吁，满脸通红，站在那里擦汗。太阳快落山了，圆屋顶闪闪发光，城市铺展在山脚下一望无际的平原上，清新的微风迎面吹拂。我们站了一会儿，又站了一会儿，身子靠着身子，突然，我们互相拥抱在一起，面对着整个莫斯科，发出了誓言：我们要为我们所选择的斗争献出我们的一生。

这个场面可能显得太不自然，太富于戏剧性，然而即使相隔二十六年之久，我一想起它，依然感动得热泪盈眶。它是神圣的，也是真诚的，我们的整个一生都可证实这一点。但是看来，从这地点发出的一切誓言，都敌不过同一命运。当亚历山大11为神庙放下第一块石头的时候，他也是真诚的，正如新俄罗斯12一个城市奠基的时候，约瑟夫二世13说的话一样，然而他说错了，那块石头成了最后一块。

我们还不理解，我们要与之战斗的是怎样一个庞然大物，但是我们决心战斗。这怪物使我们历尽艰辛，但是不能摧毁我们，我们也不会向它屈膝投降，不论它的打击多么沉重。它使我们蒙受的创伤是光荣的，正如雅各的瘸腿是他与上帝夜战的证据14。

从这天起，麻雀山成了我们朝圣的地点，我们一年要去一两次，而且始终是单独去的。五年后，奥加辽夫曾在那里胆怯而羞涩地问我，我是否相信他有写诗的天才。到了1833年，他从乡下写信给我：“我离开了，我感到忧郁，从来没有过的忧郁。总是想起麻雀山。好久以来，我一直把欣喜隐藏在心底。羞涩或者别的什么我自己还不明白的原因，妨碍我把它说出口。但是在麻雀山上，这种欣喜不致被孤独所窒息，因为你和我在一起。这些时刻是不能忘怀的，它们像幸福的往事一样深印在脑海中，一路上追随着我，虽然在周围我看到的只是森林；一切那么碧绿、碧绿的，我的心中却这么阴暗，这么阴暗。”15

最后他写道：“那么你就写吧，写我们的一生，也就是我的一生和你的一生，是怎样从这地点（麻雀山）发展起来的。”

又过了五年，我已经远离了麻雀山16，但我的身旁忧郁而苦闷地站着它的普罗米修斯17——亚·拉·维特贝格。1842年，我终于回到莫斯科，我重游了麻雀山，我们又站在奠基处，眺望那同一景色，而且也是两个人——不过不是与尼克在一起18。

从1827年起，我们没有分开。那时期的每一回忆，不论是单独的或共同的，他和他那少年的面容，那对我的挚爱，始终占着首要地位。在他身上早已显露出那种很少人具备的献身精神，这是幸是不幸，我不知道，但可以断言，他不是一个平凡的人。在他父亲家中，这以后很久一直挂着奥加辽夫当年（1827至1828年）的一幅油画大肖像。后来我常常站在它前面久久凝望。在画中，他穿着翻领衬衫；画家栩栩如生地勾画出了那浓密的栗色头发，那由脸上不规则的线条构成的少年时期尚未定型的美，以及那略带黝黑的肤色。从画布上可以看到那种显示强大思维力的默默沉思的神色。无名的忧郁和极端的温和从灰色的大眼睛中流露出来，预示了一颗伟大的心灵在未来的发展；他长大后也正是这样的。这幅画像赠给了我，后来又被一个陌生女人19拿走了，但愿她看到这几行字会把它送还我。

我不明白，为什么青年的友谊不能像初恋那样，独占回忆的天地。初恋之所以馨香可爱，正在于它忘却了性的差别，在于它是一种热烈的友谊。青年间的友谊，就其本身而言，便具有爱情的全部炽烈性和它的一切特点：那种不敢用言语吐露感情的羞涩感，那种对自己的不信任，那种无条件的忠诚，那种离别时的凄恻惆怅，那种充满嫉妒的独占欲。

我很早就爱尼克，而且热烈地爱着他，但从未下决心称他“朋友”。一年夏天，他住在库恩采沃，我给他写信时在结尾写道：“我算不算您的朋友，我还不知道。”是他首先用“你”称呼我，并把我称作卡拉姆津的阿格东20，而我根据席勒的作品，称他拉法依尔21。

你们要笑就笑吧，只是要亲切地、善意地笑，正如人们回想到十五岁的自己时那样。或者不如思考一下：“难道盛年的我竟是这样？”22如果你也有过青春（单单年轻还是不够的），那么应该感谢命运；如果你那时有过一个朋友，那就应该加倍感谢它了。

在我们看来，那个时期的语言是不自然的，带有书卷气；我们不习惯它那种跳跃不定的狂热情绪，那种有时温情脉脉、有时出现孩提笑声的不调和的感情色彩。这对于三十岁的人是可笑的，正如著名的“贝蒂娜要睡觉了”23一样；然而在适当的时候，这种少年人的口气，这种成年人的不规范语言24，这种流露心理变化的声音，是十分真诚的；即使书卷气，对于只有理论知识、缺乏实际经验的年龄，也是自然的。

席勒仍是我们心爱的作家25，他的剧中人对我们是现实的人，我们分析他们，爱他们，恨他们，不把他们当作诗中的人物，而是看作活的人。不仅如此，我们还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我们自己。我写信给尼克，有些担心他太爱斐艾斯柯，对他说，每个斐艾斯柯背后都站着他的凡里纳。26我的理想人物是卡尔·穆尔，但不久我又背弃了他，皈依了波查侯爵27。我设想过千百遍，我怎样与尼古拉28谈话，后来他怎样把我放逐到矿山上处死。奇怪的是，我们所有的幻想几乎都以西伯利亚或死刑告终，从没有过胜利的结局；莫非这是想象力的俄国气质，或者是彼得堡的魔影，那五座绞刑架29和苦役流放，在年轻一代人身上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