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十章

在瞭望塔下面——到过里斯本的警官——纵火犯

一个人只要多少有点涵养，他对监狱很快就会适应。牢笼中的安静和充分自由，一旦习惯之后，也就无忧无虑，心安理得。

起先不准我看书。所长要我相信，从家中送书来是不允许的。我就托他买。“如果是科教书之类，文法什么的，也许还可以，别的就得请示总座了。”劝我读文法书解闷，这相当可笑，然而我还是双手拉住所长，托他代买一本意大利语法和辞典。我身边有两张十卢布的纸币，给了他一张；他立即派一个警官替我买书，还把我写给警察总监的信交给他。在这信上，我根据我所看到的条文，要求向我说明逮捕我的理由，或者释放我。

这信我是当着所长的面写的，他劝我不必多事：“这没用，真的，何必麻烦总座，他会怪您不守本分——这对您有百害而无一利。”

晚上警官来了，说奉总监大人命令向我口头转达，到时候我会知道被捕的原因。接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本油污的意大利语语法，笑了笑又道：“巧得很，书里就有词汇解释，不用买字典了。”至于找头，他连提也没提。我想再写信给警察总监，但在普列契斯钦的警察所里扮演小汉普登1的角色，未免太滑稽了。

我被捕后大约过了一个半星期，夜间九点多钟，来了一个身材瘦小、皮肤黝黑、脸上有些麻斑的警官，他命令我穿好衣服，随他前往审讯委员会。

我穿衣时，发生了下面这件叫人啼笑不得的事。我是由家里送饭的，仆人把饭菜交给下面的值班军士，军士打发一个兵给我送上来。每天可以送半瓶至一瓶葡萄酒。尼·萨佐诺夫利用这规定，给我送来了一瓶约翰尼斯堡高级葡萄酒。我与士兵用两只钉子打开瓶塞后，屋里立刻变得酒香扑鼻。我打算好好享受它三四天。

蹲过监狱的人才知道，我们身上保留着多少稚气，一些小事，从一瓶酒到逗弄看守人，都能使我们高兴不已。

麻脸警官发现了这瓶酒，要求我让他喝一点。我有些舍不得，但口头上只得表示同意。我没有酒杯。这混蛋便拿了一只玻璃杯，斟了满满一杯，一口气灌进了肚子。这样喝酒的只有俄国人和波兰人，我跑遍欧洲，没看见谁能一口气喝完一玻璃杯，或者一口喝干一酒杯的。我损失了一大杯酒，正感到痛心，麻脸警官却扬扬得意，掏出沾满鼻烟的蓝手帕，把嘴唇擦了一遍，向我赞美道：“马德拉酒真好极啦！”这使我更加不满，我厌恶地瞅了他一眼，幸灾乐祸地想，人忘了给他种牛痘，老天爷却没有忘记让他出天花。

这位品酒行家把我带到特维尔林荫大道的警察总署，领进侧面的客厅，让我一个人待着。过了半小时，从里屋走出一个胖子，神色懒洋洋的，相貌忠厚，他把公文包丢在椅上，把站在门口的宪兵支使走了。

“我看，”他对我说，“您是为最近被捕的奥加辽夫和其他青年人的案件来的吧？”

我说是的。

“我是偶然听到的。”他继续道。“这案子真怪，我一点也不明白。”

“我为这案子坐了两个礼拜监牢，岂但什么也不明白，简直什么也不知道。”

“这样才好呢。”他注意地看了我一眼，说道。“最好什么也不知道。您恕我直言，我这是给您的忠告，您还年轻，血气方刚，您想讲话，这最糟糕；不要忘记，您什么也不知道，这是唯一得救的道路。”

我惊讶地看看他，他的脸上没一丝恶意；他猜到了，笑笑说：

“我自己十二年前也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

一个官员进来了；胖子作为长官，吩咐了几句便走了；临走时对我亲切地点点头，用手指按了按嘴唇。后来我再也没遇见这位先生，不知道他是谁。但他的忠告出自真心这一点，我是体会得到的。

接着，警察局长来了，不是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是另一个人。他叫我去委员会。一间大客厅，布置得富丽堂皇，桌边坐了五个人，个个全副戎装，只有一个衰弱的老人是例外。他们一边抽雪茄，一边聊天，兴高采烈，解开了纽扣，舒适地靠在安乐椅上。主持审讯的是警察总监。

他看见我走进屋子，便对规规矩矩坐在墙角边的一个人说道：

“老爷子，开始吧！”

这时我才看清楚，墙角里坐着一位老神父，他花白胡髭，脸色青中透红，正打瞌睡，盼望回家，惦记着别的事，一边用手遮住嘴巴打哈欠。他用唱歌似的声调慢条斯理地开导我，对我说，在沙皇任命的官员面前，不讲真话是罪孽，隐瞒真相也对我不利，要知道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他甚至没有忘记引用经文：“一切权力都来自上帝”，“恺撒的东西应当归还恺撒”2。最后，他要我吻一下神圣的福音书和正义的十字架，保证履行我的誓言（其实我并未发什么誓言，他也没要我讲），忠诚坦率地供出全部真相。

讲完后，他赶紧把福音书和十字架包好。警察总监齐恩斯基从座位上欠起一点身子，对他说，他可以走了。然后转过身子把神父的话译成普通语言。

“除了神父所讲的以外，我还得补充一点：如果您想抵赖，那是办不到的。”他指指故意堆在桌上的一叠叠文件、信札和画像。“只有坦白认罪才能得到从宽发落。是无罪释放，还是送往博布鲁伊斯克，送往高加索——这取决于您本人。”

问题是用书面提出的；有几个问题天真得惊人：“您知道任何秘密团体的存在吗？您有没有参加其中任何一个——文学团体或其他团体？它的成员有哪些人？在哪里集会？”

这一切非常容易回答，只消一个“不”字就够了。

“看来您什么也不知道，”齐恩斯基看了我的答案，说道。“我得警告您，不要把您的情况弄复杂了。”

第一次的审问就这么宣告结束。

……过了八年，在审讯委员会所在的这幢房子的另一部分，住着一位年轻时容貌美好的妇女和她的漂亮女儿，这位妇女是新任警察总监的妹妹3。

我常去她家，每次都要穿过那间大厅，齐恩斯基一伙当年便在这里审问和折磨我们。当时和以后，大厅里都挂着保罗一世的画像，这是为了告诫人们，专横暴虐和滥用职权可以落到何等屈辱的地步，还是为了鼓励警察使用一切残忍手段，我不知道；然而他在这里，鼻子翘起，眉头紧锁，拿着手杖，一副威严的样子，我每次经过像前总要逗留一下，但那时我是囚徒，现在则是宾客。它附近的小客厅，一切都显得那么柔和，那么美好，与这幢迫害人的森严屋子毫不相称。我在那里总感到不自在，仿佛看到一朵盛开的鲜花长在看守所阴暗的砖墙上，有些惋惜。我们这不多几个朋友在这儿欢聚一堂，尽情谈笑，听来有些奇怪，似乎是对它的嘲笑，因为它听惯的是审问、告密和挨户搜查的报告，它的背后隐藏着警官的密谋策划，囚犯的呻吟叹息，宪兵的马刺和乌拉尔哥萨克的军刀的碰击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