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十三章（第2/5页）

……我们到达喀山时正当春水泛滥，伏尔加河一望无际，亮闪闪的；从乌斯隆到喀山整整一站路只能坐平底船，河水溢出岸边十五俄里以上。这天阴雨连绵。渡船停驶了，成群的大车和各种车辆等在岸边。

宪兵去找驿站长要木船。站长勉强答应了，可是说最好等一等，现在过河危险。但宪兵不听劝告，因为他喝醉了，而且想显示一下自己的权力。

我们把马车驶上小木船以后，便出发了。天气似乎已经好转，过了半小时，鞑靼人升起了帆，可是刚开始平静的暴风雨突然卷土重来。木船向前直冲，碰在一根大圆木上，訇然一声，破旧的平底船撞了个窟窿，水涌上了甲板。情况很不妙，鞑靼人把船驶到了浅滩上。

一艘货船从前面经过，我们大喊，要它派小船过来。纤夫听到了，可什么也不管，照旧拉着船向前走去。

一个农夫带了老婆，摇着小划子来了，问我们是怎么回事，说道：“这算得什么？把窟窿堵上就可以放心赶路啦。还值得愁眉苦脸的？你们鞑靼人就是这样，啥也不会干。”说罢，他便跳上了我们的平底船。

鞑靼人确实吓得心慌意乱。首先，宪兵正睡大觉，给水一淋便醒了，马上跳起来，揍了鞑靼人一顿。其次，木船是公家的，鞑靼人老在嘀咕：

“糟啦，船要沉了，叫我怎么得了呀！怎么得了呀！”

我安慰他，对他说，船要是沉了，他也会淹死。

“老爷，淹死倒好了，可要是不淹死呢，那咋办呀？”他答道。

农夫和几个工人用各种东西堵住了窟窿；农夫又抡起斧子，把一块木板钉在上面，然后站在齐腰的水里，与别人一起把木船拖下浅滩。我们马上又进入了伏尔加河的航道；波涛滚滚，风雨挟带着雪花，打在脸上寒冷彻骨。但不多一会儿，伊凡雷帝4的铜像便从迷雾和激流中出现了。危险似乎已经过去，这时鞑靼人忽然又用哭哭啼啼的声音喊了起来：“漏了，漏了！”真的，水又从塞住的窟窿向船中冲击。我们正在河中心，木船越来越慢，眼看即将沉没。鞑靼人摘下帽子，只顾祈祷。我的听差5吓傻了，一边哭一边嘟哝：“再见，我的妈妈，我再也见不到您啦。”宪兵破口大骂，说上了岸非狠狠揍他们不可。

起先我也很怕，何况风雨交加，更显得天昏地暗，十分恐怖。但我突然想到，我还什么也没有做，我不可能死，这太荒谬了；这样，青年人的“你怕什么？恺撒在你的船上！”6占了上风，我终于安静了，等待着危险过去，相信我不致淹死在乌斯隆和喀山之间。生活后来使我们抛弃了这种豪迈的自信心，并为此受到了惩罚；正因为这样，青年是勇敢的，充满英雄气概，一旦上了年龄，便变得谨小慎微，庸碌猥琐了。

……大约过了一刻钟，我们已上了岸，站在喀山城墙边，浑身湿漉漉的，冻得直哆嗦。我一看见酒店，便进去喝了一杯伏特加，吃了一盘煎鸡蛋，这才前往驿站。

农村和小城市的驿站，有房间供客商寄宿。在大城市，大家住旅馆，驿站没地方给旅客住。我给带到驿站办公室，站长让我看他的房间，里边住着女人孩子，一个老头儿病在床上，连换衣服的角落也找不到。我写了封信给宪兵将军，要求他安排一个房间，哪里都行，供我取暖和烤干衣服。

过了一小时，宪兵回复我，阿普拉克辛伯爵已下令安排房间。我等了两个来小时，毫无动静。我又派宪兵去问。他带回的答复是：将军把这事交代波尔上校办理，但波尔上校这时正在贵族俱乐部打牌，房间只能明天安排。

这简直是蛮不讲理，我又写信给阿普拉克辛伯爵，要求让我立刻动身，我说我在下一站可能找到休息的地方。但伯爵大人已经安歇，信得留待明天早晨呈报。没法可想了；我脱下湿衣服，裹着站长的大衣，睡在邮政局的办公桌上，用一本厚书垫几件内衣代替枕头。

早晨，我派人去拿早饭。官吏们陆续到了。总务请我注意，在办公地点吃早饭不大好，他个人倒无所谓，但可能引起邮政局长的不满。

我跟他打趣道，逐客令只能驱逐有权外出的人，无权外出的人不得不在此吃喝……

第二天阿普拉克辛伯爵批准我在喀山停留三天，住在旅馆里。

这三天我和宪兵在城中闲逛。遮面纱的鞑靼妇女，她们的大颧骨丈夫，伊斯兰教的清真寺挨着东正教的礼拜堂，一切都带有亚洲和东方的情调。在弗拉基米尔，在尼日尼，可以感到与莫斯科相隔不远，在这里就不同了。

……到了彼尔姆，我直接给带去见省长。他府上宾客云集，原来这是他女儿与一个军官成亲的日子。他叫我进去，我还没脱下路上穿的肮脏衣服，只得带着满身泥土和灰尘，出现在彼尔姆的全体绅士淑女面前。省长讲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便命我过几天再找他，到时候他会给我安排职务。

这个省长是小俄罗斯人，并不虐待流放者，一般说还比较温和。他不露声色地改善自己的境况，像地底的田鼠，神不知鬼不觉地积钱，宦囊虽不丰富，却也足够养老了。

为了某种不明原由的监督和管理上的需要，他命令全体住在彼尔姆的流放人员，每星期六上午十时在他官邸集合一次。他衔了烟斗，拿了名单，检查是否全部到齐，如果谁没到，就派警察查明原因，然后几乎什么话也不讲，便解散了。由于这样，我在他的客厅中认识了所有他不准我认识的波兰人。

我到达的第二天，宪兵走了。自从被捕以来，我这是第一次获得自由。

自由……然而这是在西伯利亚边陲的小城市中，我毫无生活经验，对未来所要面对的环境也一无所知。

我从家门走进教室的门，又从教室走进友谊的圈子——读书，理想，大家志同道合，没有任何利害冲突。后来进了监狱，那与世隔绝的监狱。我与生活的实际接触是在这儿，在乌拉尔山麓开始的。

这生活马上在我眼前展开了。我到达的第二天，省政府的门警就陪我去找住所。他把我领进一所宽敞的平房，我再三向他解释，我只要几间小屋子，最好不是整幢的，他还是非要我进屋不可。

主妇把我让到沙发上，听说我是从莫斯科来的，便问我在莫斯科见到卡勃里特先生没有？我回说，连这样的姓我都从未听说过。

“怎么，你没听到过卡勃里特？”老太婆说，又讲了他的名字和父名。“真的，少爷，他在这儿当过副省长呢。”

“可我九个月前已进了监狱，也许因此才没听到他。”我笑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