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九章 自己人（第4/8页）

在昨天的俄国，那个艰难时世28的末期，一切都被打翻在地，只有官方的败类可以大声说话，文学成了一泓死水，科学被代之以奴才的理论，书报检查机关对基督的教诲也不以为然，对克雷洛夫的寓言也要大加删削29——在那个时期，看到格拉诺夫斯基屹立在讲台上，心里就会轻松一些。“如果他还在讲话，那么一切不致毫无希望。”大家这么想，感到呼吸自由一些了。

然而，格拉诺夫斯基既不是别林斯基那样的战士，也不是巴枯宁那样的雄辩家。他的力量不在于尖刻的论争，不在于勇敢的否定，而在于正面的道德感染，在于他引起的绝对信赖，在于他的艺术禀赋和平静安详的精神素质，在于他性格的纯洁和对俄国现存秩序的深刻持久的抗议。不仅他的话，连他的沉默，也是一种力量：他的思想不能自由吐露时，就会鲜明地表现在他脸部的表情中，让大家一目了然，因为在这个国家，狭隘的专制制度已使人们学会了理解言外之意，懂得隐晦曲折的语言。从1848年至尼古拉去世这个灾难深重的时期中，格拉诺夫斯基不仅保住了自己的讲台，也保全了自己的独立思想方式，这是因为骑士的勇敢，坚如磐石的信仰，与女性的温柔，灵活的形式，以及我们已讲过的那种善于求同存异的天性，在他身上结成了和谐的统一体。

格拉诺夫斯基给我讲过宗教改革时期许多沉着稳健的革命传教士，他们不像路德那么狂热，威严，不会“慷慨激昂，咄咄逼人”，但是开朗，慈祥，对桂冠与荆冠同样泰然处之。他们镇定沉着，刚毅坚决，从不意气用事；这种人叫法官畏惧，觉得不好对付；他们那种宽容和解的笑，也使刽子手事后受到良心的谴责。

科利尼30本人便是这样，吉伦特派31的优秀分子也是这样；确实，从精神特征和浪漫主义气质来看，从不爱走极端来看，格拉诺夫斯基更像胡格诺派32教士和吉伦特党人，不像再浸礼派33教徒或山岳党人34。

格拉诺夫斯基对莫斯科大学和整个年轻一代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历久不衰；他在身后留下了漫长的光辉。我特别感动的，是看到他当年的学生把自己的书，作为对他的纪念呈献给他；他们在序言中，在报刊的文章中，热情洋溢地谈论他；他们怀着年轻美好的愿望，要把自己的新著作与友好的故人联系在一起，要借书前的题词来抚慰他的英灵，公认他是他们思维活动的渊源。

格拉诺夫斯基的发展与我们不同。他小时在奥廖尔读书，后来进了彼得堡大学。父亲给他的钱不多，他从非常年轻的时期起就得为杂志“特约”撰稿。那时他认识了叶·科尔什，从此直至他去世，他们保持着最亲密的友谊，并一起为先科夫斯基35工作，后者需要新的力量和没有经验的青年为他卖力，以便把他们真诚的作品搀进《读书文库》淡而无味的水酒中兜揽生意。

严格地说，他一生从未寻欢作乐，从未荒唐过一天。毕业后，他就由师范学院派往德国。在柏林，他遇见了斯坦克维奇——这是他青年时期最重要的一件事。

凡是认识这两个人的都会明白，格拉诺夫斯基和斯坦克维奇必然立即成为亲密朋友。在性格、年龄、志趣等等方面，他们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胸部也同样潜伏着注定早死的种子。但是对亲密的感情，牢不可破的友谊而言，仅仅相似是不够的。只有可以互相补充的爱，才是深刻而巩固的。对于卓有成效的爱，相异与相似同样必要；没有相异之处，感情便会萎缩，衰退，变成只是一种习惯。

两位青年的追求和力量极不相似。斯坦克维奇早年就受过黑格尔辩证法的陶冶，具有敏捷的思辨才能，如果说他把美学因素带进了自己的思维中，那么毫无疑问，他也把同样多的哲理带进了自己的美学。格拉诺夫斯基热烈拥护当时的科学潮流，但对抽象思维既不爱好，也无才能。他非常了解自己的天赋，选择了历史作为他的终生事业。他永远不可能成为抽象思想家，或杰出的自然科学家。逻辑学的冷若冰霜，铁面无私，大自然冷酷无情的客观性，都叫他不能忍受；为了思想忘记一切，为了观察摒弃自我，他办不到；相反，他无限关注人世间的一切。难道历史学不就是这种思想和这种气质在另一形式下的表现？格拉诺夫斯基想的是历史，学习的是历史，后来又以历史作宣传手段。斯坦克维奇则不仅把现代科学的观点，也把它的方法，作为优美的礼品赠给了他。

学究们对此表示怀疑，他们是用汗水和气喘病测量思想活动的成绩的……然而，我们要问，那么蒲鲁东和别林斯基呢？难道他们对黑格尔的方法，不比一切研究到头发脱落、满脸起皱的迂夫子更加精通吗？然而这两人谁也不懂德文，谁也没读过一本黑格尔的原著，一篇他的左派和右派门人的论文，他们仅仅与他的弟子们探讨过他的方法。

格拉诺夫斯基在柏林与斯坦克维奇一起度过的日子，根据前者的叙述和后者的书信，是他一生中光辉灿烂的时期之一。那时他们风华正茂，精力充沛，奔放的热情第一次得到表现，他们互相善意地调笑戏谑，同时进行着严肃的学术探讨。这一切是温暖的，充满热烈深刻的友谊，那种仅仅青年时代才有的友谊。

过了两年他们分开了。格拉诺夫斯基在莫斯科大学讲课，斯坦克维奇在意大利医治肺病，后来死了。斯坦克维奇的逝世，使格拉诺夫斯基深为悲痛。过了好久，他收到了故友嵌肖像的纪念品，那时我正好在场，我很少看到更为沉痛的默默无言的忧伤。

这是在他婚后不久。和谐、安静、融洽的新生活，给蒙上了一层哀悼的黑纱。这个打击的痕迹长期不能消除，我不知道，它最后有没有完全消失。

他的妻子非常年轻，还没完全成熟。她身上还保存着少女时代不够温顺，甚至冷漠的特色，这是淡黄头发的少女，特别是日耳曼血统的少女所常有的36。这种个性大多能干、刚毅，但觉醒较迟，长期处于昏睡状态。促使这位少女苏醒的动力如此温柔，缺乏任何痛苦与斗争，又出现得这么早，使她几乎没有觉察。她的血继续在她心脏中缓慢而安静地流动。

格拉诺夫斯基对她的爱是平静亲切的友谊，与其说热烈，不如说深沉，温柔。一种安详的、动人心弦的宁静，笼罩着他们的小家庭。有时看到埋头工作的格拉诺夫斯基身旁，一位亭亭玉立、婀娜多姿的女伴默默无声地沉浸在爱情和幸福中，这是非常愉快的。我看到他们，立即想起新教创始者们那些光辉的、贞洁的家庭，这些人无畏地唱着殉道者的赞美诗，随时准备手挽着手，沉着坚定地走上宗教裁判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