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三十三章（第2/3页）
他点点头走了。跟这种人是谈不通的。
老图奇科夫将军2与政府机关打过一场官司：他的村吏承包一项工程，营私舞弊，得清理欠款。法院判决向地主追回赃款，因为是他把委托书给村吏的。但这项工程根本没有发过委托书，图奇科夫就这么回复了。案件送到了参政院，参政院又判决：“由于退职中将图奇科夫给予委托书……据此……”图奇科夫又复文道：“由于图奇科夫中将并未发给该项工程之委托书，据此……”过了一年，警察当局仍坚定不移地宣称：“由于中将……据此……”老人又写了复文。我不知道，这件趣闻最后怎么了结。我离开了俄国，没等到它的解决。
这样的事根本不是个别的，它完全正常。科科什金拿着信，它的可靠性不容怀疑，上面有编号和日期，很容易查对，信上写着，我被批准前往彼得堡，他却说：“由于您没有得到批准，请您回去。”信却放进了他的口袋。
恰达耶夫谈到这些先生时，他的话确实不错：“他们都是会寻开心的孩子！”
我赶往第三厅，把经过告诉了杜贝尔特。他哈哈大笑。
“他们怎么老是纠缠不清！科科什金向伯爵报告，您没获得批准便到了彼得堡，伯爵吩咐把您送回去，但后来我向他说明了一切。现在您可以要住多久就住多久，我马上发个公文给警察局。不过关于您的事，伯爵认为，替您申请出国，恐怕不会成功。皇上已经拒绝过两次，第二次是根据斯特罗戈诺夫伯爵的请求。如果第三次再遭到拒绝，那么在这个朝代，您就再也别指望上矿泉疗养了。”
“那我怎么办呢？”我担忧地问，因为出国获得自由的思想已在我心中扎下了根。
“您还是先回莫斯科；让伯爵给莫斯科总督私人写封信，说您要求出国为您的夫人治病，问他是否可以从您这几年表现不坏这一点出发，考虑取消对您的监督？问题这么提出，他总会同意的。我们就把您已撤销监督的事报告皇上，于是您就可以像其他人一样领取出国护照，爱上哪儿便上哪儿了。”
我觉得这一切相当复杂，甚至可能是一个计策，目的是摆脱我。他们无法拒绝我，怕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发脾气，因为我每天上她的家。但我一旦离开就不可能再回这个城市；跟这些先生写信也没用。我把我的疑虑透露了一些给杜贝尔特；他有些不高兴，也就是说，眯缝着眼睛，笑得连嘴巴也合不拢了。
“将军，”我最后说，“我不知道，甚至无法相信，斯特罗戈诺夫的呈文已转给皇上。”
杜贝尔特打了铃，吩咐把我的“案卷”拿来，同时对我殷勤地说：
“伯爵和我向您建议的那条获得护照的途径，我们认为是最可靠的。如果您有更好的办法，也不妨试试。您放心，我们决不会从中阻挠。”
“列昂季·瓦西里耶维奇说得一点不错。”一个阴沉的声音在我耳边响了起来，我回头一看，原来是萨赫迪斯基，五年前他也在这个第三厅接见过我，只是现在头发更白，人也更老了。“如果您想走，我劝您还是照他的意见办好。”
我向他道了谢。
“瞧，案卷来了。”杜贝尔特说，从官员手中接过了一大叠公文（要是让我全部看一遍那该多好啊！1850年我在巴黎卡利埃3的办公室中看过我的“档案”，把它们对比一下一定是很有趣的）。他翻了一阵，打开一页给我看，这是收到斯特罗戈诺夫的报告，要求批准我到德国矿泉疗养六个月之后，本肯多夫的签呈。页边写着大大的铅笔字：“尚早”，铅笔字上涂了光釉，下面是钢笔写的一行字：“皇上御批‘尚早’。亚·本肯多夫伯爵”。
“现在您相信了吧？”杜贝尔特问。
“相信了，”我回答，“我也相信您的话，所以明天就回莫斯科。”
“您可以玩几天，警察现在不会打扰您了，您走以前再来一下，我让您看给谢尔巴托夫4的信。再见，祝您一路顺风，如果我们不再碰头的话。”
“一路顺风。”萨赫迪斯基跟着说。
不用说，我们是在友好的气氛中分手的。
回到家中，正好警察所长要找我，大概是第二造船厂区的警察所。他问我什么时候动身。
“明天晚上。”
“哦，好像……我以为……将军说是今天呢。当然，总监大人会同意延长一天的，您让我请示一下，好吗？”
“可以，可以，那么您先把通行证给我吧。”
“等我在所里写好后，过两小时送给您。您打算坐谁的车走？”
“坐谢拉平的车，如果有座位的话。”
“很好，万一没有座位，劳驾通知我一声。”
“可以。”
晚上警察又来了，所长要他通知我，不能发给我通行证，要我明晨八时去见警察总监。
这又是什么玩意儿，这么麻烦！我未能准时到达，但还是在早上赶到了警察总监的办公厅。所长在那儿，他对我说：
“您不能走，第三厅有公文来了。”
“什么事？”
“不知道，将军不让发通行证给您。”
“办公室主任应该知道吧？”
“他当然知道。”他向我指指另一间屋子中的一个上校，那人穿着制服，挂着军刀，坐在一张大办公桌后。我问他是怎么回事。
“不错，”他说，“我们收到了公文，这就是。”他看了一遍，把它递给我。杜贝尔特写道，我完全有权前来彼得堡，要待多久就待多久。
“因此你们才不放我走？对不起，我实在觉得好笑，昨天总监大人不准我留下，要赶我走，今天又不准我离开，原因不过是因为公文上说，我要待多久就可以待多久。”
事情很明显，连这位上校秘书官也不禁哈哈大笑了。
“我已经在驿车上定了两个座位，为什么要白花钱？您还是吩咐给我开通行证吧。”
“不成，我得请示将军。”
科科什金命令给我发通行证。他走过办公室时还责备我道：
“您这是算什么，一会儿要留下，一会儿要走。要知道公文上说您可以留下呢。”
我一声也没回答他。
晚上，我坐上马车出了城。我重又看到了森林中一望无际的大道，一直通到十字路站。我望望天空，在心中真诚地宣誓，再也不踏进这个城市，这个由蓝色的、绿色的、杂色的警察横行霸道的城市，这个杂乱无章的警察天地，这个奴才扬眉吐气、宪兵志得意满的地方，这儿只有杜贝尔特还差强人意，但他也是第三厅的头子。
谢尔巴托夫勉强给奥尔洛夫回了信。他的秘书不是上校，是一个虔诚派牧师5，他因我那些文章恨我，因为我是“无神论者和黑格尔主义者”。我亲自找他商量。这位教士秘书用甜蜜的嗓音，像做祷告似的向我说，总督对我一无所知，他毫不怀疑我崇高的品德，但理应向警察总监查询一下。他是想拖延时间，而且这位先生是不要贿赂的。俄国官场中最可怕的就是这些奉公守法的君子；在我们这儿也只有德国人才天真得无法收买，如果是俄国人却不要钱，那么他一定要你别的东西，而且肯定是个不好对付的大坏蛋。幸亏警察总监卢任对我的印象还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