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尼·赫·凯切尔（1842—1847）（第2/10页）

在席勒之后过了几年，他找到了另一种读物，他的精神生活终于确定了。其余的一切消失得无影无踪，不再吸引他。90年代8，这天翻地覆的席勒式大悲剧，以它诗的光芒和流血，以它森严的美德和光辉的理想，以它所表现的黎明和抗议的性质，吞没了他。但在这里凯切尔也没形成明确的观念。他把法国大革命当作圣经故事；他相信它，喜爱它的代表人物，对他们倾注了个人的好恶和爱憎，幕后的一切他还无暇过问。

1831年我与他在帕谢克家初次会面时，他是这样；1847年我与他在黑土站分别时，他仍是这样。

作为一个理想家（不是浪漫主义的理想家，不妨说是政治伦理的理想家），他在当时的医科大学中恐怕很难找到他所要寻找的生活环境。他内心的苦闷不是医学所能解决的。他脱离了周围的人，愈来愈沉浸在幻想的人物中，企图从他们中寻找精神寄托。他到处遇到的都是截然不同的趣味，微不足道的小人，他变得桀骜不驯了，习惯于皱眉头，毫无必要地讲一些令人不快的真理，那种大家知道的真理。他竭力想过拉方登9的“畸零人”式生活，成为“索科利尼基10的鲁滨孙”。他家的小花园中有一个亭子，他搬进里面，于是像当时尼·阿·波列沃伊调侃他的，“凯切尔医师在那儿翻译席勒医师的作品了”11。亭子的门没有锁……屋内连转身也困难。但这正是他所需要的。早上他在园子里翻土，种花，移栽树木，免费给附近的穷人治病，校对《强盗》和《斐艾斯柯》12的校样，读马拉和罗伯斯庇尔的演说辞，代替对梦想的未来的祈祷。总之，如果他少读一点书，多拿一点铁锹，他就可以成为卢梭的理想人物了。

凯切尔是在1831年通过瓦季姆的关系与我们熟识的13。那时我们的小组除了他和我，还有萨佐诺夫、萨京、帕谢克和他两个哥哥，以及两三个大学生；凯切尔认为我们是实现他的神圣理想的种子，是1826年被刈割一空的庄稼地14上新长出的幼苗，因此满腔热情地靠拢我们。他比我们年长，很快就掌握了“精神检察官”的大权，我们每走一步，他总要提出意见，有时甚至是训斥。我们相信他是实事求是的人，经验比我们丰富，何况我们爱他，非常爱他。谁病了，凯切尔便来当护士，直到病人痊愈才离开。科尔列伊夫、安东诺维奇等人被捕后，凯切尔首先到监狱探望他们，安慰他们，替他们奔走，以致宪兵将军利索夫斯基把他叫去，要他当心一些，别忘了自己的身份（军医官！）。纳杰日金15“在理论上”爱上了一位小姐，想与她秘密结婚，因为她的父母坚决反对这门亲事，于是凯切尔自告奋勇，替他安排了浪漫主义的私奔，亲自裹了那件著名的红里子黑斗篷，与新郎一起坐在圣诞林荫大道的长凳上，等待那神圣的信号。信号老是没有出现。纳杰日金感到伤心和沮丧。凯切尔用斯多葛派的坚毅精神安慰他，可是绝望和安慰对纳杰日金发生了奇特的作用：他睡着了。凯切尔皱紧眉头，在林荫道上闷闷不乐地徘徊。纳杰日金半睡不醒地说：“她不来了，我们回家睡觉吧。”凯切尔把眉头皱得更紧了，没精打采地摇摇头，扶着昏昏欲睡的纳杰日金回家了。他们刚走，小姐从家中出来了，约定的信号重复了不是一次，而是十来次，她等了一两个钟头；一切静悄悄的，她也静悄悄地走回了自己的闺房，大概哭了一场，然而也彻底治好了对纳杰日金的相思病16。凯切尔一直不能宽恕纳杰日金的瞌睡症，总是摇摇头，张开颤抖的下嘴唇说：“他不爱她！”

我们坐牢的时候，凯切尔的关心，我结婚的时候，他对我的帮助，我都在其他地方谈过了。1834至1840年的六年间，他几乎是我们小组中唯一留在莫斯科的人，成了它的英勇而自豪的代表，维护了它的传统，使它没有受到丝毫损害。他就这么等到我们回来，我们有的是在1840年回来的，有的在1842年……流放，与陌生世界的接触，读书和劳动，使我们变化很大；凯切尔这位静止不动的我们的代表者，却依然故我。只是他不在翻译席勒的作品，而在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了。

老朋友们在莫斯科再度相会后，凯切尔异常兴奋，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建他的“精神审判权”，只是他很久没有发觉，它已不像以前那么通行无阻了。他的责骂有时会使人生气，这是从前没有的，有时也使人厌恶。过去，生活热火朝天，彼此毫无芥蒂，因此谁也不会注意路上那些小小的石子。但正如我说的，时间使许多东西发生了变化，个性也愈益鲜明和不同，善良而唠叨的“大叔”的角色，除了逗人发笑，没有任何意义。大家尽量想一笑置之，用友谊、纯洁的愿望来解释他那不必要的坦率，那种指摘性的爱，然而效果很坏。何况需要解释、掩饰和提防，这本身已不是吉兆。如果一开始就能制止他，也许不致发展成那些不幸的冲突，使我们的莫斯科生活终于在1847年初结束。

然而新朋友们就不像我们那么宽宏大量了；别林斯基非常爱他，有时也克制不住，像凯切尔本人一样不能容忍不公平的待遇，为了狠狠教训他，便几个月不再与他辩论。凯切尔从来不是冷静或淡漠的人。他不是无情打击，就是爱得发狂，往往从热情洋溢的朋友一变而为铁面无情的法官，不难想见，冷淡和沉默对他是最大的惩罚。

在争吵和一系列严厉的谴责之后，凯切尔马上平静了，愤怒消失得无影无踪，也许他心里对自己很不满，但从来不承认这一点，相反，竭力使一切带上开玩笑的性质，然后再度越过那条界线，使玩笑变得不再可笑。这是在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尼基福罗维奇的和解中，著名的“公鹅故事”的永恒反复17。谁没见过那些淘气的孩子，像野马一样玩得静不下来，明知要受到责罚，还是欲罢不能。他把一个人挑逗够了，引起了冷峻而尖刻的回答，这才觉得满足了，重又恢复阴郁的心情，扬起眉毛，跨着大步在屋里踱来踱去，像席勒剧本中的悲剧人物，或者来自富基埃-坦维尔18的法庭的陪审员，用猛烈的声调向我们大家发出一连串的指责，尽管这些指责毫无事实根据，最后他自己却深信不疑，于是怀着他的朋友都是混蛋的痛苦思想，闷闷不乐地回家，丢下我们在那儿愣得目瞪口呆，火冒三丈，直到愤怒重又消失在友情中，才像疯子一样大笑不止。

第二天一早，凯切尔就安静地、伤心地在屋里踱方步，一边拼命吸烟斗，等待我们中间谁跑去把他大骂一顿，然后和好如初。当然，和解时他还是不会放下架子，始终保持着吹毛求疵的“大叔”的威风。万一没有人来，凯切尔就会带着一颗惶恐不安的心，垂头丧气地走进涅格利纳河边的咖啡馆，或者那个安静明朗的避风港——米·谢·谢普金的家，他在那里总能看到和善的笑容，受到友好的接待；于是他待在那里，等到他所掀起的风暴平息为止。他自然要向米·谢诉苦，埋怨我们；好心的老人便骂他，说他乱弹琴，我们根本不是他讲的那号坏人，还马上会带他来见我们。我们知道，凯切尔闯了祸自己也很痛苦，对他不肯直截了当找我们道歉的心情，表示了谅解，或者不如说宽恕，三言两语把争吵一笔勾销了。我们的让步首先得归功于夫人们，她们几乎总是他的庇护者。她们赞许他心直口快（他对她们也不留情），虽然有些粗暴，也有些古怪。看到她们的姑息态度，凯切尔相信，做人就应该这样，这是可爱的，也是他责无旁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