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四十一章（第4/7页）

但是尽管这样，到了3月1日，也就是过了半年，不仅出纳处已没有一个现钱，连保证金的一部分也抵充了罚款。停刊已成定局。蒲鲁东又大大加速了它的到来。情况是这样的：一天我在圣佩拉吉监狱48他的住处，看到阿尔顿舍49和另外两个编辑也在那儿。阿尔顿舍是法国贵族，曾当面顶撞帕凯厄50，把所有的贵族弄得大惊失色：当帕凯厄问他：“您难道不是天主教徒吗？”他却从讲坛上大声答道：

“不是，我非但不是天主教徒，而且不是基督教徒，也许我还是个自然神论者呢。”

他对蒲鲁东说， 《人民之声报》最近几期不够充实；蒲鲁东看了一下它们，脸色越来越不高兴，最后变得气呼呼的，对编辑们说道：

“这是怎么回事？我在监狱里，你们便趁此机会在编辑部睡大觉。不成，先生们，这样我就得与报纸脱离关系，我要在报上声明这一点。我不希望我的名字被你们踩进污泥里；你们非得有人站在背后，监督每一行字不可。读者却把这看作我的报纸，不行，这种情形必须结束。明天我给你们寄一篇文章，让它消灭你们的粗制滥造给报纸造成的危害；我要使大家看到，我的报纸应该具有什么精神。”

从他怒气冲冲的样子看，大家以为他的文章一定火气很大，但出乎意料，他的《皇帝万岁！》简直是一篇讽刺的颂词——极尽挖苦揶揄之能事的妙文。

除了新的诉讼，政府还按照自己的方式对蒲鲁东作了报复。他被调到了糟糕的狱室，那屋子比原来的坏多了，窗上一半钉了木板，除了天空，在屋里什么也看不到，还不准任何人探望他，门口设了特别岗哨。哪怕要使一个十六岁的淘气孩子变规矩，这些办法也不管用，可是七年以前，当局却用它们来对付本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从苏格拉底的时代起，从伽利略的时代到现在，人们没有变得聪明一些，只是变得更加浅薄了。不过这种对天才的藐视是在最近十年中重又兴起的新现象。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天才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了一种保障：不论是斯宾诺莎还是莱辛，都没有被送进过黑房子，或者罚站墙角；这些人有时会受到迫害，遭到杀戮，但谁也不能在小事上侮辱他们，他们可以上断头台，但不能进劳教所。

资产阶级的帝制的法国喜欢平等。

蒲鲁东遭到迫害后，依然带着镣铐在挣扎，依然努力在1850年继续发行《人民之声报》，但这努力很快失败了。我的保证金已给攫夺得分文不剩。这个在法国唯一还有话想说的人只得沉默了。

我与蒲鲁东最后一次在圣佩拉吉见面，是在我被赶出法国的时候——他还有两年刑期未满。我们的告别是悲痛的，谁也看不到最近会面的任何希望。蒲鲁东心事重重，沉默不语，我满腹烦恼；两人都有不少话要说，但谁也不想开口。

我时常听人谈到他的严厉，他的粗鲁和急躁，但就我而言，我没有这种体会。温柔的人所说的他的强硬，那是战士结实的肌肉；他那紧皱的双眉只是显示了思想的紧张活动；他在发怒时令人想起声色俱厉的路德，或者面对残余国会51发出嘲笑的克伦威尔。他知道我了解他，也知道了解他的人不多，因此重视这一切。他知道，人们认为他缺少感情，可是他听米什莱52谈了我母亲和科利亚的不幸遭遇后53，从圣佩拉吉写信给我时，除了别的还写道：“难道命运还要从这个方面来打击您吗？这件可怕的事使我一直不能平静。我爱您，把您深深藏在这儿，藏在这颗心中，尽管许多人认为它是石头做的。”

从那时起，我没见过他54。1851年，由于莱昂·福适55的照顾，我到巴黎待过几天，那时他已被送往某个中央监狱。过了一年，我秘密路过巴黎，但蒲鲁东这时在贝桑松养病。

蒲鲁东有他的致命弱点，在这一点上他是无法改正的，正如常有的那样，超过这一点他便成了保守派和传统的俘虏。我这是指他在家庭生活和妇女问题上的观点。

“我们的N多么幸福，”蒲鲁东常常开玩笑道，“他的妻子不那么愚蠢，以致不会烧味道鲜美的牛肉浓汤，也不那么聪明，以致老是对他的文章信口雌黄。这就是家庭幸福所需要的一切。”

蒲鲁东讲的是笑话，但它确实表达了他对妇女的基本看法。在家庭关系上，他的观念是粗俗的、反动的，不过它们表现的不是市民的资产者因素，宁可说是乡下“一家之主”的顽固感情，他们高傲地认为妇女是从属于他们的女工，而自己是家庭中大权独揽的主人。

这篇东西56写成后过了一年半，蒲鲁东出版了他的巨著《论革命与教会的正义》。

为了这部书，野蛮的法国又判了他三年监禁57。我认真地读完了它，合上第三卷时，阴郁的思想压得我透不出气。

可怕的……可怕的时代！……它那腐臭的空气毒害着最坚强的人……

这个“勇猛的战士”也支持不住，被压垮了；在他最后的著作中，我看到了同样强大的论辩精神，同样的气魄，但它只是把他引向预先拟定的结果；这已不是在彻底意义上的自由论述了。直到书的最后，我仍注视着蒲鲁东，就像肯特注视着李尔王，58等待他恢复清醒的理智，但是他越讲越不知所云——像李尔一样偏激，一样狂热，尽管也一样“从头到脚”洋溢着才华，但那是……“神经质的”才华。他抱着尸体奔跑，只是不是女儿的尸体，而是他认为还活着的母亲的尸体！59

拉丁民族的思想既否定一切又信仰宗教，既怀疑又迷信，它总是以某些权威的名义推翻另一些权威，很少走得更远，也很少深入到事物的核心，很少在论争中大胆而忠实地挣脱身上的全部绳索，像本书一样。在这里，它不仅摆脱了宗教上粗糙的二元论，也摆脱了哲学上精巧的二元论；不仅抛弃了天上的幻影，也抛弃了人间的幻影；它跨越了感伤主义的对人类的神化崇拜，对进步的天命观念，在那里已见不到对博爱、民主和进步的永恒不变的祈祷，那种在纷争和暴力中间显得既可厌又可怜的祈祷。蒲鲁东为了真正理解革命，牺牲了它的偶像，它的语言，给道德找到了唯一真实的地基——人的内心，它只承认理性，不承认理性以外的任何偶像。

然而在这一切之后，伟大的偶像破坏者却对解放了的个性感到害怕了，因而在抽象地解放了它以后，他重又陷入了形而上学，赋予了它实际上不存在的意志，但对它无法处理，只得把它献给非人的上帝，那冷若冰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