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二章 山 峰（第4/7页）

“那么你们的老头子什么时候喝茶呢？”

“晚上八时。”

“那就请转告他，我明晚八时前来拜访，如果不成，请您写张条子通知我一声。”

“他一定很高兴——我会在接待室恭候大驾。”

这次我刚一按铃，长条子上校便来迎接我了，另一个矮个子上校当即把我带进了科苏特的书房。

我发现科苏特正在一张大桌子后伏案工作；他穿一件黑丝绒军上衣，戴一顶黑便帽，样子比他所有的画像，所有的半身雕像，都英俊得多；他年轻时应该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那若有所思的脸，那富于幻想的神色，必然对妇女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的容貌与马志尼、萨斐、奥尔西尼的不同，缺乏那种端正匀称的古典风格，然而那忧郁柔和的目光不仅流露出强大的智慧，而且让人看到他有一颗感情深厚的心，也许正因为这样，对我们这些北国的居民说来，他显得更加亲切。他那沉浸在深思中的微笑，那有些兴奋的谈话方式，必然能赢得别人的好感。他谈吐不俗，虽然不论讲法语、德语或英语，同样都带有浓厚的地方口音。他从不推敲词句，也不依靠陈词滥调；他与你一起思想，仔细听取每一句话，在心中作出自己的考虑，这些考虑几乎总与众不同，因为他不像别人，从不拘泥任何理论或党派观念。也许从他提出论点和反驳的方式，可以看出他像律师，然而他所谈的一切都是严肃认真，经过周密思考的。

1848年前科苏特大多在本国从事实际工作，这使他养成了实事求是的作风。他清楚地知道，处理世界上的事务，不可能像乌鸦那样采取直线飞行的方式，事实很少会遵循简单的逻辑规律发展，它往往迂回曲折，有时还会节外生枝，背离原来的途径。这也是科苏特与马志尼不同的一个原因，一方面，在行动的热烈程度上，科苏特不如马志尼，另一方面，马志尼那种不断尝试，不惜冒险的做法，也是科苏特从来不会采取的。

马志尼是狂热分子，在意大利革命问题上，他绝对相信自己的想法，从来不允许别人批评它，他无时无刻不像离弦的箭一样在奔向它。他对环境考虑得越少，他的行动也越坚决和简捷，思想也越单纯。

赖德律-洛兰的革命理想主义也并不复杂，这可以从他在国民议会的演说和在公安委员会采取的措施中看得清清楚楚。但科苏特从匈牙利带来的不是一般的革命传统观念，不是社会理论的启示录程式，而是他潜心研究过的自己的国家的抗议——这是一块新的国土，无论就它的需要，它的原始而自由的体制，还是它那些中世纪式的形态而言，都是人们所不了解的。与自己的同志们相比，科苏特是一名专家。

法国的流亡者喜欢一刀切，用自己的尺衡量一切，这个不幸的习惯使他们大肆攻击科苏特，说他在马赛声称他同情社会主义思想，可是到了伦敦，他又从市政大厦的阳台上，对英国的议会制度表示深刻的敬意。42

科苏特是完全正确的。那是在他离开君士坦丁堡后的旅途中，也就是在1848年后到来的那个可歌可泣的黑暗年代中。北美的轮船从奥地利和俄国伸向他的魔爪下救出了他，豪迈地载着这位逃亡者驶往一个共和国，中途停靠在另一个共和国的港口。在这个共和国里，法国警察专政当局的命令已在等待着他，它不准这位流亡者踏上未来的帝国的土地。要是在今天，一切便会这么办；但在当时还不是所有的法国人都已屈服，工人群众纷纷拥向轮船停靠的码头，向科苏特欢呼，非常自然，科苏特与他们谈到了社会主义。但背景在改变。轮船经过一片自由的国土时，它要求另一个国土的流亡者在自己这儿做客。科苏特当着全体群众的面，感谢英国人的接待，并不掩饰自己对这个国家的生活方式的敬意，因为它才使这种接待变得可能。在这两个场合，他都是完全真诚的；他根本不是代表某种政治力量，他可以一面同情法国的工人，一面赞赏英国的宪政体制，不必非得成为保王主义者或者背叛共和主义不可。科苏特了解这一点，他知道他在英国只能对各个革命组织采取超然态度，既不作格鲁克派，也不作皮契尼派43，跟赖德律-洛兰和跟路易·勃朗保持同等的距离。但他与马志尼和沃尔采尔具有共同的基础，他们的国境是毗邻的44，他们的斗争是一致的，几乎有着相同的命运，因此他首先接近的是他们。

但是马志尼和沃尔采尔早已像西班牙人说的法国化45了。科苏特一边靠近他们，一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匈牙利发生起义的希望变得日益渺茫，他对他们的让步也日益增多了。

从我与马志尼和赖德律-洛兰的谈话可以看出，马志尼在等待意大利成为革命的推动力；一般说来，他对法国非常不满，但不能因此断言，我认为他“法国化”是错误的。在这件事上，一方面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起作用，它与各民族团结和世界共和国的思想不能完全协调；另一方面，法国在1848年没有为意大利做什么，而在1849年却竭尽全力压迫意大利，这使他感到愤恨。然而对当代法国的不满，并不表示他没有感染它的精神；法国革命思想穿着共同的制服，具有自己的仪式和信条；在这个范围内，人们可以成为独特的政治自由主义者，也可以成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可以不爱法国，却盼望自己的祖国成为法国式的国家。这一切只是变奏，个别现象，它们的代数方程式还是相同的。

科苏特与我的谈话一开始就带有严肃的性质，他的目光和语言中包含的忧伤比愉快多；很清楚，他并不相信明天就会发生革命。东南欧的情况，他了如指掌，还从叶卡捷琳娜二世与土耳其政府缔结的条约46中引用了一些条文，这使我感到惊讶。

“在我们起义的时候，你们给我们造成了多大的危害，也给你们自己造成了多大的危害47，”他说，“俄国支持奥地利——这是狭隘的、反斯拉夫民族的政策。理所当然，奥地利不会向俄国说一声‘谢谢’，难道你们以为，它不明白尼古拉不是帮助它，只是帮助一般的专制政权吗？”

至于俄国的社会状况，比起政治和军事方面来，他了解得少得多。这并不奇怪，我们自己的官员也有不少人对这方面一无所知，只了解一些皮毛，那些个别的、偶然的、毫无内在联系的现象。他以为国家农民是按代役制缴纳赋税的，还向我询问了农村公社和地主的权力。我把我所知道的告诉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