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七章 德国流亡者1

卢格和金克尔——硫磺帮2——美国宴会——《领导者》——圣马丁会堂的群众集会——米勒博士

德国流亡者与其他人不同，他们的特点是枯燥乏味，不好相处，喜欢争吵。他们中间没有意大利流亡者中那种热情洋溢的人，也不会有法国流亡者那种火热的头脑和激烈的言论。

其他流亡者很少与他们接近；举止、习惯的不同使他们与别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法国人的狂妄自大与德国人的粗鲁蛮横没有共同之点。德国人缺乏公认的文明风度，加上不近人情的迂阔作风，过度的不拘形迹，过度的幼稚天真，使不习惯的人很难与他们相处。他们自己也不愿意与人交往，一方面认为自己在科学水平上远远超过其他人，另一方面又觉得在别人面前不自在，不舒服，仿佛一个乡下佬走进了大都会的沙龙，一个官吏走进了贵族圈子。

在德国流亡者内部，也像他们的祖国一样四分五裂。他们没有一致的纲领，他们的统一是靠相互仇视和恶意攻击支撑着的。德国流亡者中最优秀的一部分人感觉到了这一点。那些精力充沛的人，纯正的人，聪明的人，如卡·舒尔茨3，奥·维利希4，雷亨巴赫，都去了美国。那些温和的人则躲进了事务堆中，躲到了伦敦郊区，例如弗莱里格拉特5。其余的人，除了两三个领导人，则分裂成一些势不两立的小集团，争争吵吵，甚至不惜利用家庭隐私，以至刑事罪责，彼此诋毁。

我抵达伦敦不久，便到布赖顿拜望阿诺尔德·卢格，在40年代的莫斯科大学中，卢格是个著名人物，他正在发行著名的《哈雷年鉴》6，我们从这里汲取着激进的哲学思想。1849年，我与他在还没冷却的火山地带——巴黎见过面，那时没有工夫研究个性。他是作为巴登起义政府的一个代表来邀请不懂德语的梅罗斯拉夫斯基7去指挥游击队，并与法国政府举行会谈的，但法国政府根本不想承认革命的巴登。与他在一起的还有卡·布林德8。6月13日后，他和我都不得不逃离法国。布林德迟了几个钟头，便被关进了孔斯耶尔热里监狱。从那时起直到1852年秋，我没再见到卢格。

在布赖顿，我发现他已成了一个唠叨的老人，满腹怨气，言语刻薄。从前的朋友离开了他，德国也忘记了他，他在政治上已没有影响，流亡者中又争争吵吵，使他沉浸在流言蜚语和说长道短中。与他保持经常联系的只有两三个庸碌无能的新闻记者，舞文弄墨的小报作家，这是些德国舆论界的小投机商，在鏖战激烈的时刻，从来看不到他们的影子，只是到战斗结束之后，这些政界和文化界的五月金龟子才钻了出来，每天晚上津津有味地、不遗余力地搜寻白天留下的残渣。卢格便跟他们一起编写文章，撺掇他们，给他们提供素材，在德国和美国的某些报纸上播弄是非。

我在他那儿吃了饭，度过了一个晚上。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他都在抱怨那些流亡分子，对他们造谣中伤。

“我们四十五岁的维特9与男爵夫人的事怎么样了，您听到吗？”他说，“据说，他向她表白爱情时竭力说服她，贵族和共产主义者的结合将发生化学反应，生下一个天才的孩子。但是听说，男爵对生理学实验毫无兴趣，结果把他轰走了。不知这是不是真的？”

“您怎么会相信这种无稽之谈呢？”

“不过实际上我也不太相信。住在这种穷乡僻壤，我只能听到一些伦敦的小道消息，又都是从德国人那里听到的，这些人，尤其是流亡者，编的谎话真是无奇不有，反正大家都不和睦，都在彼此造谣诽谤。我想，这是金克尔编造的，因为男爵夫人救他出了监狱，他得用这故事向她表示感谢。要知道，他自己也想追求她呢，只是不敢这么做。他的妻子不准他胡搞，对他说：‘你从我第一个丈夫那里夺得了我，现在应该满足了……’”

阿诺尔德·卢格的哲学谈话便是这样。

有一次他改变了话题范围，为了缅怀友情谈到了巴枯宁，但讲到一半便突然停止，说道：

“不过最近他有些走回头路了，在胡说什么革命的专制主义，泛斯拉夫主义。”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他，决定再也不来看他了。

过了一年，他在伦敦举办了几次学术讲座，讲德国的哲学运动。讲座效果不好，带柏林口音的英语很刺耳，而且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人名都按照德语发音，英国人简直猜不透伊俄菲斯、尤诺10等等是什么人。第二次讲座来了十个人，第三次五个人，加上我和沃尔采尔。卢格在空荡荡的大厅里走过我的身边，与我紧紧握了手，说道：

“波兰和俄国来了，可是意大利没有到，等发生新的人民起义时，我不会忘记马志尼和萨斐的这笔账。”

他走时气呼呼的，带有威胁的神气。我看看沃尔采尔那讥刺的笑容对他说道：

“俄国请波兰共进晚餐。”

“那么意大利只好完蛋了。”沃尔采尔说，一边摇摇头。我们走了。

金克尔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中是最杰出的一个。这人的行为无可指责，工作辛辛苦苦，不论说来多么奇怪，这在流亡者中还是极少见的，然而金克尔却被卢格看作眼中钉，为什么？这很难说明，正如无神论的鼓吹者卢格怎么会成为新天主教派龙格11的朋友一样不可思议。哥特弗里德·金克尔是伦敦德国流亡者千百个派别中一派的首脑。

看到他，我总觉得奇怪，这个宙斯式雄伟脑袋怎么会生在一个德国教授的肩上，这个德国教授又怎么会跑进硝烟弥漫的战场，后来负了伤，又落进了普鲁士的监狱？也许比这一切更叫人纳闷的是，这一切加上伦敦，丝毫也没有改变他，他还是德国的教授。他身材魁梧，满头白发，胡子也花白了，他天生相貌堂堂，令人肃然起敬——但这副相貌赋予了他一种当官的气派，法官和大主教的威严和架势，使他的眉宇之间显得有些自负。这种气质在现代的牧师，妇科医生，尤其是催眠术家，专门保卫道德的律师，以及英国贵族化大饭店的茶房领班身上，也可以看到，只是表现略有不同而已。金克尔青年时代醉心于神学；摆脱神学后，在待人接物方面依然像个教士。这并不奇怪，哪怕拉梅内12，尽管深深铲除了天主教的根基，直到晚年仍保持着神父的仪表。金克尔讲话深思熟虑，不慌不忙，显得四平八稳，毫无棱角，似乎在诲人不倦地进行说教。他装出一副谦谦君子的样子，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但真正满意的还是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