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九章(第3/16页)

不偏不倚——不是普通人的,而是下级法官的不偏不倚。治安管理所可以对浪荡子的行为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但不能判断米拉波23或福克斯24那样的人。用一根折尺可以丝毫不差地量出布匹的长度,但是要用它量星座的距离,恐怕就办不到了。

也许,要准确判断不属于违警法庭或数学问题的事,热情比公正更重要。热情不仅可能迷惑人的眼睛,也可能使人深入事物的内部,用自己的烈焰拥抱一切。

一个老学究,只要他天生不具备审美禀赋,那么不论你要他分析《浮士德》还是《哈姆雷特》,你会看到,“丰满的丹麦王子”会变得多么苍白无力,倒像一个迂腐浅薄的中学生。靠挪亚之子的假道学,只能对赤身露体指指点点25,把人们世世代代赞美的剧本讲得面目全非。

世上没有任何伟大的、诗意的事物,经受得住既不愚笨、也不聪明的观点,那种庸碌的生活哲学的考察。法国人用他们的谚语正确地表达了这一点:“在跟班眼中是没有伟人的”。

《威斯敏斯特评论》的批评家重复着人们的话,这么说道:“一个乞丐弄到了一匹马,便骑着它横冲直撞……一个从前的亚麻布制品商(这称呼应用了好几次)26,突然成了要人(注意,这是在二十年不倦的努力和巨大的成功之后),又跟公爵和大臣拉上了交情,自然会变得自以为是,令人发笑,既不知道适可而止,也不考虑是否合乎情理。”从前的亚麻布制品商骄傲自大,以致嫌他的乡村太小,想要改造整个世界;这种不自量力把他毁了,结果一事无成,徒然遭到了人们的耻笑

这还不够。如果欧文只是宣传自己的经济改革方案,这种狂热在一个精神失常的正统国家内,起先还能得到人们的宽恕。证明便是:大臣们和主教们都趋之若鹜,要向他讨教,议会委员会和工厂老板们也都找他商量。新拉纳克的成功吸引了所有的人,没有一个政治家和学者不从英国各地赶去,向欧文登门求教;甚至尼古拉·帕夫洛维奇(正如我们已看到的)也亲自访问了他,还想骗他前往俄国,把他的儿子安排到军队中供职。在欧文发表演讲的地方,人们挤满了大厅的走廊和过道。但这巨大的声誉是建立在巨大的不理解上的,欧文看出了这一点,便毫不客气地在一刻钟之内一下子把这一切统统推翻了——他在要害问题上直言不讳地说明了一切。

这事发生在1817年8月21日。那些新教徒伪君子假仁假义,纠缠不清,欧文非常讨厌,他尽量避免与他们发生争论,但是他们不让他安静。有一个造纸厂老板菲利浦斯冷酷残忍,非常阴险,在议会的委员会上大家正认真辩论的时候,突然莫名其妙地质问欧文:他信仰什么,不信仰什么?

欧文没有像浮士德回答甘泪卿那样向纸厂老板作出详细说明,这位从前的亚麻布制品商宁可采取另一个方式:他在英国,在伦敦,在市中心,在伦敦饭店的群众大会上,从讲坛上面对潮水般涌来的人民,作出了自己的答复!他在圣堂石门这边,在俯瞰着古老城市的大教堂的圆顶下,在哥革和玛各附近,在可以望见白厅和世俗银行大礼拜堂的地方,27干脆而明确地、响亮而直截了当地宣称,人类新社会和谐发展的主要障碍便是宗教。“荒谬的迷信使人变成软弱的、痴呆的野兽,没有理性的狂人,伪君子或假道学,”欧文最后说,“当前的宗教观念不仅不能使人建立理想的和谐的新村,而且它所宣扬的天堂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天堂!”

欧文深信,这个“不理智”的行动是正义的行动,使徒的行动,是他的学说的必然结果;他的整个生命,他的纯洁和坦率,要求他向公众说明自己的观点。因此过了三十五年,他写道:“这是我一生中一个最伟大的日子,我履行了我的责任!”

欧文就是这么一个不知悔改的罪人!然而他为此受到了惩罚!

《威斯敏斯特评论》写道:“欧文没有因此受到刑罚,因为在宗教问题上实行体罚的时代过去了。但是哪怕今天,任何人侮辱了我们所宝贵的偏见,也不能不受到惩罚!”

确实,英国的教士不再运用外科手术,但他们并不排斥其他手术,主要是精神折磨。文章的作者说道:“从这时起,欧文惹起了宗教界骇人的仇恨,也从这时起,接连不断的挫折开始了,它们使他一生的最后四十年成了笑柄。他没有成为殉道者,但成了一个不受法律保护的人!”

我想,够了。可以把《威斯敏斯特评论》放下了。我很感激它,它使我不仅想起那个圣洁的老人,也想起了他生活过的环境。现在我得言归正传,谈谈欧文本人和他的学说了。

在我跟那位大公无私的评论家,以及另一位同样大公无私,只是不那么严厉,但是也那么坚定的欧文传记的作者28告别时,我还得补充一句:尽管我不是一个生性嫉妒的人,我还是真心诚意羡慕他们。我十分佩服他们那种冷若冰霜、自以为是的优越感,那种泰然自若、心安理得的态度,那种有时谦让,但始终不偏不倚,不时流露一点讥笑的宽容口吻。一个人需要多么冷静,才能对自己的认识这么充满信心,才能相信他们既比欧文高明,也比他实际,要是他们具有他的精力和财力,他们就不致干出这些傻事,就会像罗特希尔德一样成为财阀,像帕默斯顿一样成为内阁大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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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文把阐述自己的体系的一篇文章称作《将这个疯人院改造成合理世界的一个尝试》。29

欧文传记的作者30在谈到这一点时写道,这好比一个关在病房里的疯子说道:“整个世界认为我得了精神病,可是我认为这整个世界才是得了精神病,我的不幸在于:多数是在整个世界一边。”

这补充了欧文的标题,使一切变得清楚了。我们相信,这位传记作者没有想到,他的比较意味着什么,多么切中要害。他只是想暗示,欧文是疯子。我们不想对此进行争辩……但他根据什么认为整个世界是清醒的——这一点我们不明白。

欧文如果是疯子,那么完全不是因为世界认为他是疯子,而他以牙还牙,同样回报它,只是因为他知道得很清楚,他生活在疯人院中,周围都是病人,他却六十年来一直当他们是健康的人,与他们进行对话。

病人的数量在这里毫无意义,思想的正确不在于它获得了多数票,而在于它本身合乎逻辑,符合规律。如果整个英国相信,某种媒介物可以召唤亡灵,只是法拉第31一人说这是胡诌,那么真理和智慧还是在他一边,不是在全体英国人一边。再说,如果法拉第不这么讲,这件事的真理尽管不能作为一种自觉的意识而存在,但全体人民一致同意的错误依然还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