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和《警钟》 第一章（第2/11页）
随着克里米亚战争的结束和尼古拉的死，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从一片茫茫无边的黑暗中出现了新的事物，新的前景，显示了一种新的动向。从远处是很难看清的，必须身临其境。现在B便体现了这一切，他证明，这些前景不是海市蜃楼，而是实有其事，大船动了，开始航行了。只要望一下他那明朗的脸……便能相信他讲的一切——这样的脸在俄国已好久没有看到了……
俄国人所不习惯的感情折磨着我，我想起了康德在1792年9听到宣布共和的消息时不禁脱下丝绒睡帽，像虔诚的西面10那样说道：“现在我可以安眠了。”是的，在漫长的阴雨之夜以后，在黎明中好好睡吧……你可以充分相信，美好的日子到来了！
这样，格拉诺夫斯基死了……
……确实，我十三岁起所向往的那一天的早晨11终于到来了——那时我还是一个穿着厚毛条纹夹克衫的孩子，与另一个“图谋不轨的孩子”（只是小一岁）一起坐在老家的小屋子里，坐在大学的课堂上，我们的周围也是一些热血沸腾的年轻人，后来又经历了监狱和流放，经历了异国的流亡生活，经历了革命的覆灭和反动的高涨，加上家庭的不幸，终于使我心力交瘁，流落在英国的海岸上，只剩下了印刷所这个唯一的发言工具。照耀着麻雀山下的莫斯科的太阳落山了12，带走了少年时期的誓言……现在它经过了二十年的漫漫长夜之后又升起了。
现在怎么能无所事事，安心睡觉……应该工作！于是我以双倍的力量投入了工作。劳动不再毫无收获，不再沉没在寂静的原野中了，从俄国传来了响亮的欢呼声和热烈的支持声。《北极星》被争先恐后地阅读。俄国人不习惯的耳朵终于适应了自由的言论，迫不及待地聆听着它英勇顽强的声音，追随着它直言不讳的勇气。
1856年春季，奥加辽夫来了；过了一年（1857年7月1日），《警钟》第一期出版了。没有相当近的周期性，就没有刊物和读者之间的真正联系。书会留下，报刊却会消失，但书是留在图书馆中，报刊却是消失在读者的脑海中，由于不断的反复，它巩固了自己的位置，仿佛变成了他本人的思想。正当读者开始忘记它的时候，新的一期又来了，那是永远不怕反复的，它既提示旧的，也补充新的。
确实， 《警钟》的影响在一年中远远超过了《北极星》。在俄国， 《警钟》满足了对没有经过书报审查制度摧残的刊物的需要。年轻的一代向我们发出了热情的欢呼，写来了催人泪下的信……但是支持我们的不仅是年轻的一代……
“《警钟》就是权力。”卡特科夫13在伦敦对我说，真有些谈虎色变；接着他还告诉我，它便放在罗斯托夫采夫14的桌上，供他在农民问题上作参考……在此之前，这么讲的还有屠格涅夫，阿克萨科夫，萨马林，卡韦林15，开明派的将军们，五等文官中的开明人士，渴望进步的宫廷贵妇人，爱好文学的侍从武官；连博特金16本人（他像向日葵一样，总是匍匐在一切权力面前）也谄媚地望着《警钟》，仿佛刚吃了不少巧克力糖……对全面胜利而言，只是还缺少一个真正的敌人。我们是在秘密法庭上，但不用等多久，他便出场了。1858年还没过去，我们便收到了奇切林的《控诉书》17，他像不可征服的理论家那么高傲而冷酷，像大公无私的法官那么铁面无情，把我召到被告席上，像比龙一样在12月中把一桶桶冷水从我头顶浇下18。这位官僚制度的圣茹斯特的手法使我惊讶。而现在……过了七年19，经历了米哈伊尔时期20严酷的言论和严酷的爱国主义之后，奇切林的信显得只是和风细雨了。再说，当时的社会情绪也不一样，《控诉书》发表之后舆论哗然，群情愤激，我们反而得为它尽力劝解生气的朋友们。我们收到的信、文章和抗议书达几十件；控诉者本人也收到了他以前的朋友单独或联名写的信，信上充满了责备之词，其中一封是我们几个共同的朋友署名的（其中四分之三的人现在跟奇切林已比跟我们更接近），他出于正人君子的作风，亲自把这信转给了我们，它至今仍保存在我们的武器库中。
在宫廷内，《警钟》获得居留权更早。皇上看了它的文章，命令重新审查科丘别伊枪击管家的案件21。皇后为那封向她谈她孩子的教育问题的信哭过22；据说御前大臣布特科夫狂妄自大到了极点，为了表示他什么也不怕，曾这么说：“随你们向谁告状，哪怕向皇帝告状，向《警钟》写文章，我都不怕。”一个军官没有得到提升，便一本正经要求我们披露这事，以便引起皇帝的特别关注。谢普金与格杰奥诺夫的纠纷，我已在别处讲过23——这样的故事我可以讲几十个……
……戈尔恰科夫24看到《警钟》发表了国务会议秘密讨论农民问题的报告，大吃一惊，他说：“要不是参加会议的人泄露了机密，谁能谈得这么准确详尽？”
国务会议感到不安，一天，“布特科夫和皇上”秘密商讨怎么制服《警钟》。大公无私的穆拉维约夫提议收买我；挂安德烈勋章的长颈鹿帕宁25认为不如用官职笼络我。戈尔恰科夫在这些“死魂灵”中扮演了米茹耶夫26的角色，对我是否会被收买表示怀疑，问帕宁道：
“您打算许他当什么官呢？”
“部门副长官。”
“他不会来当您的副长官。”戈尔恰科夫回答，于是《警钟》问题只得听天由命，让上帝安排。
可是在上帝的安排下，信件和通讯却从俄国各个角落雪片似的飞来了。大家爱写什么就写什么，有的大发牢骚，有的竭力表示他是个危险分子……但也有些信是怀着满腔愤怒写的，它们大声疾呼，要揭露日常生活中的丑恶现象。这样的信抵得上几十篇“习作”，就像有时一次访问比所有“俄国上校”的访问更有价值。
一般说来，大部分信可以分成几类，一类没有事实，但写得热情洋溢，娓娓动人，一类则像上司的鼓励或首长的训诫，还有一类则包含着外省的各种重要消息。
这些重要消息通常是用公务员的优美笔法写的，开头几乎总有一段更优美的序言，它充满了崇高的感情和强烈的谀词。“您给俄国文学，不妨说，也给俄国思想，开创了一个新时期；您第一个从伦敦的讲台上公开抨击骑在我们善良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们。是的，我们的人民是善良的，您爱他们是理所当然的。您不知道，在我们祖国遥远的地方，多少颗心在对您的爱戴和感激中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