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和《警钟》 第四章（第4/8页）

巴枯宁自己也笑了，摇了摇那个对他说来似乎太重的头，然后便全心全意投入了吃饭的工作。吃过饭，他每次总得说：“现在，幸福的时刻到了”，于是点燃了一支雪茄。

巴枯宁不论什么时候都准备接待所有的人。他还往往像奥涅金一样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不想起身，把床弄得吱吱直响，尽管两三个斯拉夫人已在他屋里一支接一支拼命吸烟。他起床时总是昏昏沉沉，一边用冷水冲头，一边开始教训他们；他从来不知道腻烦，也不会讨厌任何来访的人；他可以同样滔滔不绝地跟最聪明的人和最愚蠢的人谈话。这种不加选择的态度有时会闹出很大的笑话。

巴枯宁起身很迟，他要用夜间来谈话和喝茶，这就使他不得不这么办。

一天早上快十一点了，他听见有人在他屋里走动。他的床设在大壁龛中，前面用一块布幔遮着。

“外面是谁？”巴枯宁醒了问。

“俄国人。”

“尊姓？”

“某某。”

“欢迎。”

“您怎么啦，这么晚起床——还算是民主主义者……”

……沉默……泼水声……哗啦哗啦的水流声。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

“怎么？”

“我想请问：您是不是在教堂举行婚礼的？”

“是的。”

“这可做得不对。这说明您言行不一致；屠格涅夫也按照习俗出嫁女儿。你们这些老人应该以身作则……”

“您胡诌些什么……”

“请问：您结婚是不是出于爱情？”

“这关您什么事？”

“我们听说，您结婚是因为新娘很有钱。”31

“您怎么啦，是来盘问我吗？请您滚出去！”

“唉，您发什么脾气，实际上我对您没有什么恶意。再见。不过我还会来看您的。”

“好啦，好啦，只是请您今后讲话检点一些。”

……这时，波兰风暴逐渐临近了。1862年秋，波捷布尼亚32到伦敦来了几天。这个忧郁、纯洁的人，把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这场风暴，他主动代表他的同志们来与我们商谈，但是不论怎么说，他仍决心走自己的路。从各地前来的波兰人越来越多，他们的谈话比以前坚定而激烈了；大家都在直接而自觉地奔向火热的斗争。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意识到，他们这是在走向不可避免的灭亡。33

“我为波捷布尼亚和他的同志们感到非常惋惜，”我对巴枯宁说，“特别是他们与波兰人的目标不一定一致……”

“一致，一致！”巴枯宁反驳道，“我们不能老是坐着不动，老是思考。应该在时机到来时创造历史，否则我们会错过一切机会，不是落后，便是超前。”

巴枯宁变得年轻了——形势使他如鱼得水。他不仅爱好起义的呼声，俱乐部的喧闹，广场和街垒，他还爱好为起义作准备的鼓动，这是既要大胆又要细心的秘密工作：密谋策划，通宵不眠，反复商谈，约定和修改密码、化学墨水和暗号等等。凡是排练过家庭戏剧，或者布置过圣诞枞树的，谁不知道，这种准备工作也是引人入胜的有趣活动之一。但是不论他对准备这棵圣诞树如何神往，我的心里总是惴惴不安，我一边不断与他辩论，一边又不得不做我不愿做的事。

现在我得停一下，谈谈一个不愉快的问题。那就是我这种无可奈何的让步，这种既反对和抗议又不得不勉为其难的弱点，是怎么来的，怎么形成的？一方面，我完全相信，应该这么办，另一方面，我又准备完全按照另一个方式行动。这种摇摆，这种不成熟，不坚决，在我的一生中造成了许多危害，哪怕意识到这些错误是身不由己，并非出自本心，也不能使我得到丝毫安慰。我往往不得已而干了错事，尽管它的不利方面早在我的意料之中。我在前面的一卷中谈过我参加1849年6月13日示威的事。这便是我现在谈的情况的一个例子。我从没有一分钟相信6月13日事件能够成功，我看到了这次行动的荒谬性和它的弱点，人民的冷漠，反动气焰的嚣张和革命者的浅薄幼稚，我写到了这些，可是我还是一边取笑参加的人，一边跟着他们走上了广场。

如果在一切重大的场合，我有力量听从内心的指示，那么我的生活中可以避免多少不幸……多少打击……有人批评我感情用事……我确实感情用事，但这还不是症结所在。尽管我很容易受环境的影响，但我会马上镇静下来，理智、思考和观察几乎总能占据上风，但这只是在理论中，不是在实践中。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原因便在这里，它使我自觉或不自觉地让人牵着鼻子走……我之轻易接受别人的劝说，是出于一种虚伪的情面观念，有时动机好一些，是出于爱、友谊、宽容……但是为什么这一切会战胜理智呢？……

……1857年2月5日参加了沃尔采尔的葬礼以后，送葬的人各自回家了，我也回到了自己屋里，凄凉地坐在写字台前，头脑里出现了一个忧伤的问题：随着这位长者的埋葬，我们与波兰流亡人士的联系是否也埋葬了呢？

老人亲切的个性在不断发生的误解中起了调和作用，现在他去了，可是误解依然存在。与波兰人中的这个或那个，我们可能保持着友好的感情，来往密切，但彼此往往缺乏一致的理解，因此这种关系往往显得勉强，和好而又并不坦率，我们彼此迁就，也就是削弱自己的个性，在相互的交往中，几乎总是尽力克制自己最优良的方面。

通过商谈取得一致的理解是不可能的。我们是从不同的立场出发，我们的道路只在对彼得堡专制政权的共同憎恨上发生交叉现象。他们的理想在他们后面34，他们是要走向自己的过去，那被暴力切断了的过去，他们的道路只能从那里继续发展。他们在那里拥有无限的潜力，而我们所能提供的只是空虚的摇篮。在他们所有的行动和幻想中既有失望，也有同样多的光明信念。

他们是要让过去起死回生，我们却不如说是要埋葬过去。我们的思想方式，我们的憧憬，都与他们的不同，我们的全部才能，全部气质，与他们没有共同之处。我们与他们的联盟，在他们看来不是门当户对的婚姻，只是利害打算的结合。从我们这方面说，我们有的主要是真诚，但缺乏深厚的基础——我们意识到自己间接犯了罪，我们佩服他们的勇气，尊重他们坚定不移的抗争。但是他们能喜欢我们什么？尊重我们什么？他们是克服了自己的抵触情绪，才把某些俄国人看作可敬的例外与我们接近的。

在尼古拉皇朝的黑暗监狱中，我们与他们是同样关在铁窗里的难友，我们彼此有的主要是同情，不是了解。当窗户稍稍打开以后，我们便发现，我们来自不同的道路，也会奔向不同的目标。克里米亚战争之后，我们感到兴奋，喘了口气，可是我们的兴奋却引起了他们的委屈情绪：俄国出现的新鲜气氛，使他们想起他们所失去的东西，而不是看到了希望。对我们说来，新时期带来了再接再厉的要求，我们向前冲杀，准备摧毁一切……而对于他们，这只是追荐亡灵和安魂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