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卷 断片（1865—1868） 第一章（第4/12页）

我不能沉默，对一个堂倌（不是那只老鹰，是另一个）说道：

“您看见没有？”

“怎么没看见，他们都是俄国人。”

3.在阿尔卑斯山那边

意大利城市建筑的纪念碑性质，与它们的荒凉面貌，终于使人生厌了。现代人在那里感到不自在，仿佛坐在戏院中不舒适的包厢里，观看舞台上雄伟的布景。

那里的生活并不平衡，也不单纯和便利。调子是高昂的，一切都像在朗诵，而且是意大利人的朗诵（凡是听过朗诵但丁作品的，都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一切都显得不自然，仿佛莫斯科的哲学家或德国渊博的艺术家在刺刺不休；一切都似乎站在高不可攀的顶点俯视着你。这种人为的紧张与从容自若是不相容的，好像随时会出现一场辩论和道德说教。长年累月的高昂情绪令人厌倦和烦躁。

人并不希望永远惊叹，永远精神兴奋，也不希望老是用道德标准衡量一切，老是感动，思想老是飞往遥远的过去，可是意大利却要人停留在最高的音域中，总是提醒大家，它的街道不是普通的街道，而是名胜古迹，它的广场也不仅仅供人走路，它们是供人研究的。

同时，意大利特别美好而伟大的一切（也许到处如此）都是接近疯狂和荒谬的——至少令人想起童年时代……西尼奥拉广场20，这是佛罗伦萨人民的童年时代——米开朗琪罗老爹和切利尼大叔赐予它的大理石和青铜玩具，21都被它随意排列在广场上，那里曾多次流血，决定它的命运——然而这与大卫或珀尔修斯都毫无关系……这里有一座水上城市，梅花鲈和河鲈可以在它的大街上畅游……也有一座山洞岩石构成的城市，人们必须像潮虫或蜥蜴那样，在狭窄的峡底，在迂回曲折的宫殿似的悬崖峭壁中间爬行和走动……这里还有一个大理石的别洛韦原始森林22。谁的头脑能够想象那个被称作米兰大教堂23的石造大森林，那个钟乳石的山岭？谁又敢实施疯狂的建筑师的这种梦想？……谁又肯为它花那么多钱，那计算不清的钱！

人们总是为不必要的事物耗费精力。对他们说来，最宝贵的便是他们幻想的目标。这比活命的面包，比个人的私利更重要。利己主义和人道精神一样，是需要培养的。幻想对人的吸引力却不需要培养，不需要理性的帮助。信仰的时代是奇迹的时代。

一个较新、较少历史性和装饰性的城市是都灵。

“它给人的印象好比一篇散文。”

是的，然而生活在这里比较轻松，因为这只是一个城市，不是靠回顾自己的历史存在的，它是为日常生活，为现实存在的，它的街道不是考古博物馆，不能随时给我们提供死亡的纪念物；但是看到那些勤劳的居民，看到他们像阿尔卑斯山的空气一样严峻的表情，你便会发觉，这些人比佛罗伦萨人，比威尼斯人更坚毅强壮，也许还比热那亚人更富于生命力。

不过我不太了解热那亚人。这些人是很难看清楚的，他们在你眼前总是一闪而过，他们总是在奔波，忙碌，跑东跑西，匆匆忙忙。通往海边的巷子里人们熙熙攘攘，但是待在那儿的不是热那亚人，这是在世界各地海洋上航行的水手、轮机长和船长。铃声从这儿那儿响起，开航了！开航了！于是一部分人群开始蠕动，有的在装货，有的在卸货。

4.再谈德国人

……倾盆大雨接连下了三天，不能出门，又不想工作……一家书店的橱窗里陈列着《海涅通信集》，两卷。这是救星。我买了书，一直读到天放晴为止。

从海涅写信给摩泽尔24、伊默尔曼25和瓦恩哈根26以来，多少岁月过去了。

奇怪的是，从1848年以后，尽管我们总是后退，总是让步，抛弃了一切，蜷缩在一边，我们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就，一切都在不知不觉地变化。我们更接近了地面，站得低了一些，也就是站得更稳了，地也犁得更深了，工作不那么动人，那么光辉，但也许正因为这样，这才是真正的工作。反动阵营的堂吉诃德们捅破了我们不少个气球，氢气像烟一般飘走了，飞艇坠落了。我们不再充当上帝的天使，弹着五弦琴，唱着预言之歌，在天空中飞翔，而是攀附在树木和屋顶上，尽量靠近大地母亲的怀抱。

“青年德意志”从自己“美好的高处”，在理论上解放祖国，在纯理性和艺术的范围内跟传统和偏见的世界决裂的时代，而今安在哉？海涅不喜欢这个光辉灿烂、寒冷彻骨的山顶，尽管歌德到了老年曾在那儿做过庄严的美梦，那不太和谐的、但聪明绝顶的梦——《浮士德》第二部。然而海涅并没有走出书籍的圈子，他所接触的依然是学者的讲堂，文人的集会，报刊的园地和它们之间的闲谈和争吵，以及那些表现为柯达或霍夫曼和卡佩的出版界的夏洛克们27，语文学界的格丁根长老们28，哈雷或波恩的司法界大主教们。不论海涅还是他的小圈子都不了解人民，人民也不了解他们。这块洼地上的苦难和欢乐都从未上升到那个山顶——要使他们了解来自现代人类沼泽的呻吟，还必须让它们穿上拉丁文的服装，通过格拉古兄弟29和罗马无产阶级的中介，才能办到。

作为高等社会的学士，他们有时也会走进生活，像浮士德一样从小酒店开始，也像他一样，始终保持着学者的否定精神，但这种否定精神的内省性质使他们不能简单地看待和观察世界，就像浮士德所经历的那样。正因为如此，他们马上从生活的源泉又退回了历史的源泉，只有在这里他们才如鱼得水，自由自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从事的不仅不是行动，而且不是科学，毋宁说主要只是学艺和文化。

海涅有时也反对档案气息和分析乐趣，需要某种不同的东西，但他的书信仍然是典型的德国书信，它属于德国那个从贝蒂娜孩子30开始，而以犹太女子拉埃尔31为终点的时期。我们在他的书信中遇到热烈迸发的犹太精神时，便能呼吸到比较清新的气息，这时海涅是真正热情洋溢的人，但是他的情绪马上冷却了，犹太精神也马上淡薄了，而且由于自己这种绝非毫无私心的转变，他还对它十分恼火。

1830年的革命，以及海涅后来的迁居巴黎，对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欢呼道：“潘神死了！”32随即赶往那里，那个我曾经同样狂热地奔赴的地方——巴黎；他希望看到“伟大的人民”，“骑在灰色马上往来奔驰的头发斑白的拉斐德”33。但是文学立即占了上风，他的信从里到外充满了文学的废话和个人的好恶，它们又与对命运、健康、精力和抑郁心境的埋怨交织在一起，从这中间流露了充满牢骚不平的自尊心。在这里海涅也采取了虚假的音调。那种夸大做作的波拿巴主义辞藻变得这么讨厌，与衣冠楚楚的汉堡犹太人不是从书本上，而是在广场上听到人民的呼声时发出的惶惶不安的叫嚣同样讨厌。他不能接受不是在彬彬有礼、循规蹈矩的书斋中，或者瓦恩哈根·冯·恩泽（他称他为精美的瓷器）的沙龙中举行的工人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