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第2/3页）

在王阳明看来，“心”具有十分丰富的含义：就人而言，心是人一切行为的主宰，因而具有人伦道德的含义。“天下无心外之事、无心外之理”，首先就体现在“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通过将外在的规范化约为内心的道德意识与判断力，起到自我约束的作用。在王阳明的理解中，道德行为并不仰赖外在的规训与惩戒，而是源于内在的道德意志，并且，当且仅当人的善心发动之时的为善行为才具有价值，否则只是“百姓日用而不知”。在心与物的关系上，王阳明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点，即“意之所在便是物”。此处所谓“意”，指的是心体活动的自然呈现，与心体的纯然天理不同。“意”具有特定的指向，即特定的物，因此是人赋予万事万物意义、为外部世界立法的活动。此外，在王阳明的解读中，心作为“知觉灵明”不仅能够知觉、确立万物，还有主宰天地、鬼神的作用，“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通过高扬人的主体性，确立了人在天地之间的灵长地位。

（二）知行合一

知行关系是《传习录》的一个重要主题，这既有程朱理学的影响，也是阳明心学的必然展开。程颐曾提出：“君子之学，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后力行以求至，所谓自明而诚也。”而在朱熹看来，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虽然程朱也认可知行交养互发，但终究以知为先，将知行分作两节功夫。

王阳明对此持极力反对的态度。从“心即理”的内在逻辑展开而言，既然外物之理均在内心，那么行的准则与道理也并不在心外，只要知得真切，行也潜在地蕴含于其中。因此，王阳明认为知行关系是两者的辩证统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人的任何实践活动都必然以人的认识作为指导，而人的任何认识都必然依赖于将认识付诸实践后才能得到验证。因此，“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将一切的认知活动与实践结合起来，正是教人勿要枯守义理，而要于洒扫应对、乃至修齐治平的具体实践中发见真知。正如王阳明尝举之例：“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到美色自然会喜欢，并非将见的活动与喜欢的感情分开来，闻到恶臭自然会厌恶，并非先闻到恶臭再有厌恶的感情。恶的知觉活动与厌恶的行为并不分离。因此，在个人修养的问题上，王阳明强调：功夫即本体，将知视作为本体，那么行的功夫也自然蕴含于其中，两者相即不离。

（三）致良知

王阳明曾言及：“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致良知的思想可以在儒家以往的文献中找到十分切近的来源：一则是《孟子》提出的“所不虑而知者，良知也”，另一则是《大学》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致知”二字。朱子将“致知”理解为在事事物物上探求物理，而王阳明则认为“致知”就是致吾心之良知。此处所谓“致”不再是朱子所谓的探求、考索之义，而是将“致”字解读为通达（即“至”）与推行的含义，所谓“决而行之者，致知之谓也”。

在天泉证道时，王阳明所提出的“四句教”更是将致知的功夫与正心、诚意、格物贯通起来：“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认为心体无善无恶，正心的功夫即是要维持心体的中正平和，不受任何善恶之念的干扰；认为意念有善有恶，那么诚意的功夫就是要切实地去扩充善念、遏制恶念；将格物理解为为善去恶，即是将自身为善去恶的意念扩而充之，作用于物。在此意义上，正心即是诚意，诚意即是致知，致知即是格物。四者并无决然的区分，而仅仅是条目的不同。在《大学问》中，王阳明将这一思想阐发得更为清楚明白：“盖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条理，虽亦各有其所，而其实只是一物。格、致、诚、正、修者，是其条理所用之工夫，虽亦皆有其名，而其实只是一事。”

三、《传习录》的成书

《传习录》是辑录王阳明与其门弟子及友人之间的对话、书信而成，集中体现了王阳明本人的思想，是研究阳明思想的重要文献。然而，《传习录》的成书实则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正德十二年（1517年），王阳明升南京太仆寺少卿，顺道回故乡省亲。王阳明的弟子与妹夫徐爱与先生同舟归越，途中论《大学》宗旨，徐爱记录下了这些谈话，这是《传习录》上卷前十四条。此外，徐爱还写了一篇序言，一篇引言和一篇跋。正德十三年（1518年），徐爱不幸逝世。门人薛侃得徐爱所录，加上陆澄与自己所录文字，凡129条，以《传习录》为名刊刻于江西赣州，即今本《传习录上》。

嘉靖三年（1524年），门人南大吉以《传习录》为上卷，辑王阳明九篇《论学书》为下卷，命弟逢吉校对刊刻于浙江绍兴，以原名《传习录》出版。九篇《论学书》分别是：《答徐成之》（两篇）《答顾东桥书》《启问道通书》《答陆原静》（两篇）《答欧阳崇一书》《答罗整庵少宰书》《答聂文蔚书》，并附《示弟立志说》和《训蒙大意》。卷首有南大吉所作之序。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王阳明逝世后28年，钱德洪整理先师学说，重编《传习录》，对南大吉所录又有调整，将《答徐成之》（两篇）移入《外集》，又增《答聂文蔚》第二书，并增《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今本卷中所附《教约》的增录以及《示弟立志说》的删去并未提及；将《论学书》改为语录问答体。即今本《传习录中》。

嘉靖七年（1528年），王阳明逝世，钱德洪与王畿奔丧至广信（今浙江上饶），讣告同门，用时约三年收录遗言，合自己平日所录文字，欲与文录并刻，未遂。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曾才汉得钱德洪手书，再加上其他地方所采集的若干条，名为《遗言》，刻行于湖北江陵。钱德洪读后，觉得采录不精，又删去重复条目，只保留了三分之一，名曰《传习续录》，于宁国（今安徽宁国）之水西精舍刻印。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钱德洪到湖北蕲春游学，沈思畏恳请其增刻。钱德洪又采集逸稿，删去《文录》中已有的文字，这才成了如今的《传习录下》。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钱德洪合并上中下三卷交付黄梅县尹张君增刻。四月才于蕲之崇正书院作序，说明成书的始末。隆庆六年（1572年），提督学校巡按直隶监察御史谢廷杰刻《王文成公全书》，约钱德洪附录王阳明之《朱子晚年定论》于语录之后。于是《传习录下卷》又有钱德洪附录定论的引言、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以及袁庆麟于正德十三年（1518年）所写之跋。至此才成今日所见的《传习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