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新领地 7（第4/6页）

我想起我和梅迪的生活；想起舒芭、马赫什过于自我的生活；想起意大利人、希腊人——尤其是希腊人——固守一隅，为自己的家庭提心吊胆，对非洲和非洲人紧张兮兮。这样的生活很难有什么新鲜的内容。所以跑上几英里路到领地来，每次都是对自己的调整，使自己表现出一种新的态度，每次都像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国家。我开始对马赫什和舒芭夫妇有了新的评价，这让我感到惭愧：他们夫妇俩这么多年来没少帮我，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非常安全。不过我实在压抑不住自己的思想。我开始向领地的生活倾斜，在因达尔的陪伴下，我开始用新的眼光打量这片领地。

我知道，在领地，我属于另一个世界。遇到和因达尔在一起的人，我发觉我没有多少话和他们说。有时候我想我可能让因达尔失望了，不过他似乎根本没朝这方面去想。他对别人介绍我的时候，总是把我说成他们家在海岸的朋友，他的家乡人。他想让我从他交往的人身上看到他的成功，同时似乎也想让我分享他的成功。他用这种方法来报答我的羡慕之情。我还发现，他身上多了几分在海岸的时候所没有的雅致。他的举止似乎都经过深思熟虑，不管多么小的场合，他的言行举止都一丝不苟。这些举止有些刻意雕琢，也有家族遗传的成分，好像原来都掩盖着，有了安全，有了仰慕，才会尽情挥洒出来。在领地这片充满矫饰的地方，他简直如鱼得水。

在领地上，他受人尊重，有社交之乐，这是我们这些住在镇上的人不能给他的。我们很难欣赏他在领地上喜欢做的事。多年的忧患造就了我们的世故，我们是怎样看人的呢？对凡·德尔·魏登旅馆的商人，我们判断的标准是他们所代表的公司，是他们能否向我们提供特许权。要是和他们熟悉了，能得到他们提供的服务，不像普通顾客那样付全价买他们的东西，无须排队等候，我们就沾沾自喜了，感觉像是征服了世界。我们把这些商人和贸易代表看成有权势之人，要吹捧着才行。对中间商，我们是根据他们的手腕来判断的，看他们能签到什么样的合同，拿到什么样的代理权。

我们对非洲人的态度也一样。我们看重他们——比如军人、海关官员、警察——能给我们提供的服务。这也是他们自我评判的方式。在马赫什的汉堡王餐厅，一眼就能看出哪些人有来头。经济繁荣，这些人也受益不浅，一扫往日的寒酸窘迫，身上到处是金饰——金边眼镜、金戒指、金笔、金铅笔套、金表，还有沉甸甸的金手链。我们私下嘲笑这些非洲人，嘲笑他们对黄金的欲望，嘲笑这欲望的粗俗和可悲。黄金怎能改变一个人，一个非洲人？但我们自己也向往黄金；我们还得定期向这些披金戴银的人进贡。

我们对人的看法很简单。非洲是我们生存的地方。但在领地，情况却完全不同。那里的人可以嘲笑贸易和黄金。领地的氛围有种魔力，在那里的大道和新房子间，一个新非洲正在孕育之中。在领地的非洲人——在理工学院就读的那些学生——很浪漫。他们不一定参加所有的晚会和聚会，但整个领地都是为他们建的。在镇上，“非洲人”这个词可以用于辱骂别人，而在领地，“非洲人”有褒奖的意思。在那里，“非洲人”是各方努力培养的新人，接管未来的人——费迪南几年前在公立中学时自许的重要人物。

在镇上，在公立中学上学的时候，费迪南和他的朋友们——确实是他的朋友——举止还和村民相似。放了学，离开了学校，也没和我这样的人在一起，他们就会融入镇上的非洲生活。费迪南和梅迪，或者任何其他非洲小伙子，都能成为朋友，因为他们的共同之处很多。而在领地，不可能把费迪南和穿着白制服的仆人混为一谈。

费迪南和他的朋友们很清楚自己的使命，以及别人对他们的期望。他们都是拿政府奖学金来上学的，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去首都做见习行政官员，为总统服务。领地是总统创造出来的，他还为这里请来了外国专家，这些人对新非洲有非常远大的设想。连我也开始隐约感觉到这些设想的浪漫色彩。

镇上的外国人和非洲人互相影响，每个人都沉浸在荣耀感和新鲜感之中。到处都有总统的照片在俯视着我们。在镇上，各个商店和政府大楼里都挂着总统像，他是统治者，他的出现是少不了的。在领地，总统的荣耀更是无处不在，播撒到每个新非洲人身上。

这些年轻人很聪明。我记得他们以前都是些小骗子，固执而愚蠢，只有些村民式的狡诈。我原以为，对他们来说，学习只意味着填鸭式的死记硬背。像镇上其他人一样，我以为非洲人上的学位课程都被改简单了。这是有可能的。他们确实学习某些课程，诸如国际关系、政治学、人类学等等。但这些年轻人思想很敏锐，说的话也很漂亮，而且说的是法语，不是非洲土语！他们进步很快。就在几年前，费迪南还无法理解非洲这个概念，现在可不是这样了。关于非洲事务的杂志（包括那些在欧洲出版的由政府资助的半真半假的杂志），还有报纸（都需通过审查），都在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新态度。

有天晚上，因达尔把我带到理工学院的一间教室去听他上的讨论课。这课不属于固定课程，是额外加的，教室门上写的是英语口语练习课。不过学生们对因达尔的期望一定超出了英语口语练习的范畴。人来得很多，大部分座位上都有人坐。费迪南也在场，和几个好友坐在一起。

教室的内墙漆成了浅褐色，上面空荡荡的，只挂了一幅总统的肖像——没有穿军装，而是戴了一顶豹皮酋长帽，上身穿短袖夹克，围着带圆点的领巾。因达尔就站在肖像下方，轻松地说起他游历非洲各地的经历，下面的年轻人都听得入了神。他们非常天真，也非常渴望了解新事物。他们都听说过这片大陆上的战争和政变，但对他们来说，非洲仍然是新大陆，他们没有拿因达尔当外人，仿佛因达尔和他们有相同的感受，甚至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语言练习到最后，大家开始讨论非洲。我感觉到理工学院里经常讨论的和课堂上经常讲的话题逐个浮出水面。学生们有些问题提得很尖锐，而因达尔总有不凡表现，总是那么胸有成竹，不慌不忙。他就像个哲学家。他回答着他们的问题，同时不忘提醒年轻的学生们注意自己所用的字词。

他们谈了一些乌干达政变的情形，还谈到那里的部落和宗教差异。然后，他们把话题扩大到整个非洲的宗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