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大人物 15
我以前从来没有坐过飞机。我还记得因达尔关于坐飞机旅行的说法，大意是飞机能让他适应自己的漂泊。我现在开始理解他的意思了。
我第一天还在非洲，第二天早晨就到欧洲了。这不只是旅行速度的问题。我觉得我像是同一时间出现在两个地方：一觉睡醒就到伦敦了，身上却还留有非洲的痕迹，比如机场税的税票，是一个我认识的官员开的，周围是不一样的人群，不一样的建筑，不一样的气候。两个地方都是真切的，又都不真切。你可以在两个地方之间挑挑拣拣，不会觉得自己做了最终决定，完成了一次伟大的、终结性的旅程。在某种意义上，我真实的处境正是如此。我只有一张短程票，签证是旅行签证——六个星期内我必须回去。
飞机把我带到的这个欧洲不同于我从小熟悉的欧洲。在我年幼时，欧洲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它打败了非洲的阿拉伯人，控制了非洲内陆。它统治着非洲海岸，以及所有和我们交易的印度洋国家；它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商品。我们都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的。不过，是这个欧洲给了我们那些丰富多彩的邮票，让我们从中了解到自己多姿多彩的一面。是这个欧洲给了我们一种新的语言。
欧洲现在不再统治我们了，但还是用它的语言通过种种途径喂养着我们，同时源源不断地把那些越来越好的商品送到我们这里来。在丛林中，这些商品逐渐丰富了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将现代性和发展的概念灌输给我们，也让我们意识到另一个欧洲——那个欧洲有伟大的城市、繁华的商铺、宏伟的建筑和庄严的学府。我们中间只有有钱有势或者禀赋出众的人去过。它是因达尔为了上那所著名大学而前往的欧洲。它是舒芭这样的人在谈论旅行的时候心里所想的欧洲。
但是我来到的欧洲——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我会来到这样的欧洲——既不是古老的欧洲，也不是新的欧洲，而是萎缩的、庸俗的、拒人千里之外的欧洲。因达尔从名校毕业后曾在这里吃过苦，想弄清楚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它是纳扎努丁一家人避难的欧洲。它是无数像我这样的人从世界各地设法挤进来，在其中工作和生活的欧洲。
对于这样的欧洲，我心里还无法形成一幅图景。不过它就在伦敦的各个角落，你不会错过，也没有任何神秘的东西。那些小摊、小铺、小售货亭，还有熏黄的杂货店——都是像我这样的人开的——给人留下的印象，事实上也正是设法挤进来的那些人给人留下的印象。他们在伦敦中央做着生意，就如当初在非洲中央做生意一样。运货的距离或许短一些，但商贩和货物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我仿佛是从远处看伦敦街头这些人，这些像我一样的人。我看到了半夜零售香烟的年轻姑娘，她们像是被困在了售货亭里，如同木偶剧院的木偶。她们被隔离在自己前来投奔的这个大都市的生活之外。我在想，她们经历千辛万苦来到伦敦，过着如此艰难的日子，有什么意义呢？
刚从外面来到非洲的人有多少幻想啊！在非洲，我认为，不管条件多么艰苦，我们都对工作有一种英雄式的、创造性的本能和能力。我曾经将其同非洲村庄的冷漠和消极进行对比。现在，在伦敦，在忙忙碌碌的背景之下，我发现这种本能就只是本能，毫无意义，人们为了工作而工作。我的心里涌起一阵反叛的冲动，比我童年时期所知的任何感觉都要强烈。我对因达尔所说的反叛产生了一种新的理解和认同。因达尔当年走在伦敦的河边，发现了自己内心的这种冲动，决定抛弃忠于家族、敬拜祖先之类的观念，抛弃对伟人的愚昧崇拜，抛弃与这种崇拜以及那些观念相应的自我压抑，有意识地让自己投入到更广大、更艰难的世界之中。我要在此地生活，就必须按他所说的这种方式生活下去。
但在非洲的时候，我曾反叛过。我的反叛达到了我自己的极限。我本来是到伦敦来解脱，来求救的，我想把握住还有所存留的正常生活。
我和纳扎努丁的女儿凯瑞莎订婚了，纳扎努丁丝毫没有表现出吃惊。多年前，他就从我的手相上看出我的可信，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没有改变他的想法——这曾经让我很沮丧。凯瑞莎自己也没表现出吃惊。事实上，对这件事情表现出吃惊的是我本人。生活的转折如此轻而易举，我怎能不吃惊？
我是在快离开伦敦的时候订婚的。不过大家从一开始就认为这事已经定下来了。经过那么快的旅行，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大城市，把自己交托给凯瑞莎，让她叫着我的名字，领着我在伦敦到处走，这确实让我感到宽慰。凯瑞莎去过乌干达，去过加拿大，她通晓世事，而我则懵懂无知，有时候还不懂装懂。
凯瑞莎是药剂师。药剂业务也是纳扎努丁生意的一部分。纳扎努丁一辈子跌宕起伏，早就不相信财产和生意能给人提供保护；他督促子女学习任何地方都用得上的技能。可能是受工作影响，凯瑞莎性格恬淡文静，对于一个来自于我们那个群体的三十岁的未婚女子，这种性格颇为难得。这也可能是因为她有圆满的家庭生活，还有纳扎努丁这个榜样——纳扎努丁仍对过去的经历津津乐道，同时在探索新的领域。但我越来越感觉到，凯瑞莎在多年的漂泊中，应该有过恋爱经历。若是在过去，这种发现会让我勃然大怒。现在，我不介意了。她过去的男友应该是个不错的人，他让凯瑞莎对男人产生了好感。这对我来说是件新鲜事——我关于女性的经验很有限。我尽情享受凯瑞莎的温情，对自己的男性角色有点儿刻意在表演。这一切让我深感宽慰。
表演——此时我的言行举止有很多表演的成分。因为每天我都要回到旅馆（离纳扎努丁家不远），面对孤独，这种时候我就成了另外一个人。我讨厌旅馆的房间。它让我不知自己身在何方。它让我忆起旧日的焦虑，又为我增添新的焦虑——比如对伦敦，对这个世界的焦虑。我要来这个世界发展，但我从什么地方入手呢？我打开电视，感到的不是惊奇，而是外部世界的陌生。看着屏幕上的人，我只想知道他们是如何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的。我在心里总是以“回去”的想法宽慰自己——再乘一次飞机回去，或许我并不一定要到这里来。白天直到夜幕刚降临时我所拥有的决心和欢乐到了深夜总会全部化为乌有。
因达尔说过，我们这样的人到了伟大的城市会视而不见。我们只想装出镇定自若、无动于衷的样子。这正是我的问题，即便有凯瑞莎带路也一样。我可以说我在伦敦，但我并不真的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怎样去了解这个城市。我只知道我在格洛斯特路上：我的旅馆在这条路上，纳扎努丁的房子也在这条路上。我搭乘地铁到处转悠，从这个地方钻入地下，从另一个地方冒出来，无法将这两个地方在脑海中联系起来，有时候短短的距离却要换乘很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