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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哟，好古利！”她叹息道，“你真是个演员！你若是长得再好看一点儿，我要给你安排个好去处！我介绍过不少年轻小伙子去给这些守空房的娘儿们消遣解闷！”

这类“年轻小伙子”中的一个就住在这里，在我们的上面，这是一个大学生，毛皮匠的儿子，中等身材的小伙子，宽胸，胯股奇窄，站着像个倒立的三角形，只是下角被拆断了一点。这个大学生的脚掌很小，像是女人的小脚。他的脑袋也很小，并且深深地缩进肩膀里去了；头发是火红色的，像马鬃一样。在其苍白的贫血的脸上，阴沉地瞪着一双凸形的绿色的眼睛。

他违抗父亲的意旨，像丧家犬一样，饿着肚子好不容易巧妙地念完中学，进了大学，不过后来他发现，自己有一副深沉、柔软的男低音，便又想去学唱歌了。

加尔金娜抓住这一点，便把他介绍给了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富商太太。这位太太的儿子也是一个三年级的大学生，女儿也快要中学毕业了。富商太太是个干瘦、平胸的女人，直挺挺的像个大兵，干枯的脸像个禁欲的老修女，一双灰色的大眼睛陷在发黑的眼窝里；她穿一身黑色连衣裙，戴一条老式丝绸头巾，两只耳朵上垂着一副深绿色的钻石耳环。

她常常在晚上或者大清早来找这位大学生。我不止一次地看到，富商太太准确地一跳，便进了大门，用坚定的步子往院子里走去。她的脸色显得很可怕，嘴唇严实地闭着，几乎看不见了，眼睛睁得很大，用一种注定要受苦受难的眼神望着前方，但她又像是个瞎子。虽然不能说她是个畸形女人，却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她紧张得好像把身子拉长了，脸孔绷得发痛，整个人都好像被扭曲了。

“你瞧，”普列特尼约夫说，“真是个疯婆娘！”

那个大学生憎恨这位富商太太，躲着她。她却像个残忍的讨债人或暗探那样跟踪着他。

“我是个登不了大雅之堂的人，”他喝了酒后后悔地说，“我干吗要唱歌呢？就凭我这副嘴脸和外表，人们也不会让我登台表演的，不会的！”

“你就赶快了结了这件麻烦事吧！”普列特尼约夫劝导说。

“是啊，可是我又可怜她！我受不了，可又——可怜她。要是你们知道她跟我多么……唉……”

我们早就知道了。因为有一个晚上，我们听见了这个女人在楼梯上如何地用颤抖的声音向他哀求：

“看在上帝的面上……我亲爱的！就——看在上帝面上吧！”

她是一家大工厂的厂主，有房子，有车马，曾为一个产科学校捐献过几千卢布。

而现在竟像乞丐一样在向男人乞讨抚爱。

喝完茶后普列特尼约夫就睡觉了，我则出去找活干，直至很晚才回来。这时普列特尼约夫又要到印刷所去上班了。如果我带回来了面包、香肠或煮熟的下水，就分给他一半带走。

剩下我一个人时，我就沿着走廊和“马鲁索夫卡”的小巷闲逛，看看我的这些新居民是如何生活的。他们住得非常拥挤，像是一窝蚂蚁，里面散发着酸臭刺鼻的气味，到处都有驱不散的仇恨的阴影。从早到晚都吵闹不安，缝纫机的响声轧轧不停，歌剧团的歌女们在吊嗓子，大学生在低声练习音阶，中了酒毒的半疯癫的艺人有腔有调地背诵独白，醉醺醺的妓女们在歇斯底里地叫喊——这一切使我产生了一个自然的却又难于解答的问题：

“大家都这样活着是为什么？”

有一个人，他的秃顶的周围长着红头发，颧骨很高，挺着大肚子，两条腿很细，嘴巴却很大，一口马牙齿；为了这牙齿，人家给他取了个外号叫“红毛马”。这个人常在那些饿肚子的青年中间胡扯乱吹。他跟他的亲戚——辛比尔斯克的几个商人打官司已经三年了。他见人就说：

“我不想活了，我要把他们弄得倾家荡产！叫他们成为要饭的乞丐，过三年乞讨的生活，然后我再用打官司赢来的钱财全部还给他们，并问问他们：‘怎么样，狗东西，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这就是你生活的目的吗，红毛马？”有人问他。

“不错，我一心一意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别的我什么也不干。”

他天天都泡在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和自己委托的律师那里。晚上便常常带着许多大包小包的东西和一瓶一瓶的酒回来，就在那间天花板已经下垂、地板已经变形的肮脏的房间里，邀请大学生们、女裁缝们——所有想吃顿饱餐和喝口美酒的人一起举行热闹的宴会。“红毛马”自己只喝罗木酒，这种酒要是溅在桌布上、衣服上，甚至地板上，就会留下洗不掉的深棕色的污点。他喝醉后大声喊道：

“你们是我亲爱的小鸟！我爱你们——你们全都是诚实的人！我却是个凶恶的坏蛋，是鳄——鳄鱼。我想吃掉我的亲戚——吃掉他们！真的，我拼死也要吃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