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水（第4/6页）

禹要回京的消息，原已传布得很久了，每天总有一群人站在关口，看可有他的仪仗的到来。并没有。然而消息却愈传愈紧，也好像愈真。一个半阴半晴的上午，他终于在百姓们的万头攒动之间，进了冀州的帝都了。前面并没有仪仗，不过一大批乞丐似的似员。临末是一个粗手粗脚的大汉，黑脸黄须，腿弯微曲，双手捧着一片乌黑的尖顶的大石头——舜爷所赐的“玄圭”，连声说道“借光，借光，让一让，让一（38）让”，从人丛中挤进皇宫里去了。

百姓们就在宫门外欢呼，议论，声音正好像浙水的涛声（39）一样。

舜爷坐在龙位上，原已有了年纪，不免觉得疲劳，这时又似乎有些惊骇。禹一到，就连忙客气的站起来，行过礼，皋陶先去应酬了几句，舜才说道：

“你也讲几句好话我听呀。”

“哼，我有什么说呢？”禹简截的回答道。“我就是想，每天孳孳！”

“什么叫作‘孳孳’？”皋陶问。

“洪水滔天，”禹说，“浩浩怀山襄陵，下民都浸在水里。我走旱路坐车，走水路坐船，走泥路坐橇，走山路坐轿。到一座山，砍一通树，和益俩给大家有饭吃，有肉吃。放田水入川，放川水入海，和稷俩给大家有难得的东西吃。东西不够，就调有余，补不足。搬家。大家这才静下来了，各地方成了个样子。”

“对啦对啦，这些话可真好！”皋陶称赞道。

“唉！”禹说。“做皇帝要小心，安静。对天有良心，天才会仍旧给你好处！”

舜爷叹一口气，就托他管理国家大事，有意见当面讲，不要背后说坏话。看见禹都答应了，又叹一口气，道：“莫像丹朱的不听话，只喜欢游荡，旱地上要撑船，在家里又捣乱，弄得过不了日子，这我可真看的不顺眼！”

“我讨过老婆，四天就走，”禹回答说。“生了阿启，也不当他儿子看。所以能够治了水，分作五圈，简直有五千里，计十二州，直到海边，立了五个头领，都很好。只是有苗可不行，你得留心点！”

“我的天下，真是全仗的你的功劳弄好的！”舜爷也称赞道。

于是皋陶也和舜爷一同肃然起敬，低了头；退朝之后，他就赶紧下一道特别的命令，叫百姓都要学禹的行为，倘不然，立刻就算是犯了罪。

这使商家首先起了大恐慌。但幸而禹爷自从回京以后，态度也改变一点了：吃喝不考究，但做起祭祀和法事来，是阔绰的；衣服很随便，但上朝和拜客时候的穿著，是要漂亮的。所以市面仍旧不很受影响，不多久，商人们就又说禹爷的行为真该学，皋爷的新法令也很不错；终于太平到连百兽都会跳舞，凤凰也飞来凑热闹了。（40）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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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在收入本书之前，没有在报刊上发表过。

（2）“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怀山襄陵”语出《尚书·尧典》：“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汉代孔安国注：“割，害也。”“怀，包；襄，上也。”意思是说：洪水为害，浩浩荡荡地包围着山并且淹上了部分的丘陵。

（3）舜我国古代传说中的帝王。号有虞氏，通虫虞舜。相传尧时洪水汜滥，舜继位后，命禹治水，才将水患平息。

（4）关于鲧治水的故事，《史记·夏本纪》中有如下记载：“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于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于是帝尧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按“殛”通常解作“诛”的意思，但《尚书·舜典》孔颖达疏则以为“流”、“放”、“窜”、“殛”“俱是流徙”；照这说法，则鲧是被流放到羽山后死在那里的。

（5）禹我国古代的治水英雄，夏朝的建立者。《史记·夏本纪》说禹“名曰文命”，在他的父亲鲧被殛以后，奉命治水：“尧崩，帝舜问四岳曰：‘有能成美尧之事（按即治水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为司空，可成美尧之功。’舜曰：‘嗟，然！’命禹：‘女（汝）平水土，维是勉之！’禹拜稽首，让于契、后稷、皋陶。舜曰：‘女其往视尔事矣！’”关于他治水事迹的传说，在《尚书》、《孟子》及其他先秦古籍中多有记述。

（6）本篇作为插曲所写的聚集在“文化山”上的学者们的活动，是对一九三二年十月北平文教界江瀚、刘复、徐炳昶、马衡等三十余人向国民党政府建议明定北平为“文化城”一事的讽刺。那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侵占我国东北，华北也正在危殆中；国民党政府实行投降卖国政策，抛弃东北之后，又准备从华北撤退，已开始准备把可以卖钱的古文物从北平搬到南京。江瀚等想阻止古文物南移，可是他们竟以当时北平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没有重要性为理由，提出请国民党政府从北平撤除军备，把它划为一个不设防的文化区域的极为荒谬的主张。他们在意见书中说，北平有很多珍贵文物，它们都“是国家命脉，国民精神寄托之所在……是断断不可以牺牲的”。又说：“因为北平有种种文化设备，所以全国各种学问的专门学者，大多荟萃在北平……一旦把北平所有种种文化设备都挪开，这些学者们当然不免要随着星散。”要求“政府明定北平为文化城，将一切军事设备，挪往保定。”（见一九三二年十月六日北平《世界日报》）这实际上适应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同国民党政府投降卖国政策的“理论”如出一辙。当时国民党政府虽未公开定北平为“文化城”，但后来终于拱手把它让给了日本帝国主义，古文物的大部分则在一九三三年初分批运往南京。作者在“九一八”后至他逝世之间，曾写过不少杂文揭露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卖国主义，对所谓“文化城”的主张也在当时的一篇杂文里讽刺过（参看《伪自由书·崇实》）。本篇在“文化山”的插曲中所讽刺的就是江瀚等的呈文中所反映的那种荒谬言论，其中几个所谓学者，是以当时文化界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为模型的。例如“一个拿拄杖的学者”，是暗指“优生学家”潘光旦。潘曾根据一些官僚地主家族的家谱来解释遗传，著有《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等书；他的这种“学说”和欧美国家某些资产阶级学者关于人种的“学说”是同一类东西。又如鸟头先生，是暗指考据学家顾颉刚，他曾据《说文解字》对“鲧”字和“禹”字的解释，说鲧是鱼，禹是蜥蜴之类的虫（见《古史辨》第一册六三、一一九页）。“鸟头”这名字即从“顾”字而来；据《说文解字》，顾字从页雇声，雇是鸟名，页本义是头。顾颉刚曾在北京大学研究所歌谣研究会工作，搜集苏州歌谣，出版过一册《吴歌甲集》，所以下文说鸟头先生“另去搜集民间的曲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