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奥兰多回到屋里。屋子里一片寂静。没有任何声音。这里有她的墨水瓶，羽毛笔，还有写到一半就中断了的诗稿，当时她正在赞颂永恒。巴斯科特和巴瑟罗缪进来收拾茶具的时候，她正要提笔写下“世间万物恒常不变”，然而，三秒钟后，一切都变了——她跌伤脚踝，坠入爱河，嫁给了谢尔默丁。

她手指上的结婚戒指即是明证。没错，遇到谢尔默丁之前，她就自己戴上了它，但结果表明，那样做非但没用，反而更糟。现在，她带着一种迷信式的敬畏，一圈又一圈地转着那戒指，生怕它从指节上滑落。

“结婚戒指必须戴在左手无名指上才行。”她小心翼翼地说，俨然小孩背书一样。

她说得很大声，语气中的炫耀甚于平常，仿佛刻意说给某个人听似的，而那个人的意见她又极为看重。一可以理清思绪，她就立马关心起了自己行为对时代精神所产生的影响。她尤其想知道的是，自己遇见谢尔默丁并嫁给他这一过程，究竟能否得到它的认可。她显然感觉好多了。自荒野之夜后，她的手指就再没有，或几乎没有刺痛过，然而，她无法否认，她的心中仍有疑虑。她结婚了，没错。但如果她的丈夫总是在绕合恩角航行，这算婚姻么？如果她仅仅是喜欢他，这算婚姻么？如果她喜欢上了别人，这还算婚姻么？最后，如果她仍爱诗歌胜过世上其他一切，这算婚姻么？她的疑虑久久不能散去。

为此，她决定试验一下。她看看结婚戒指，又看看墨水瓶。她敢么？不，她不敢。但她必须。不，她不能。那她该怎么办呢？晕倒，如果可能的话。然而，她曾未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过。

“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她大喊道，又恢复了过去的那股精气神，“就这样！”

说罢，她拿起笔，狠狠地插进了墨水瓶里。令她大感诧异的是，墨水竟然没有四溅开来。她提起笔来，笔尖湿漉漉的，但却没有滴滴答答。她写了起来。文思来得有些迟滞，但终究还是来了。啊！但她写的东西有意义么？她忐忑不安，心烦意乱，唯恐手中的笔又不听使唤，弄出些什么恶作剧来。她读道：

我漫游到一片荒地，蔓生的野草

被累累贝母花压得似乎喘不过气来，

忧郁而诡异，那蛇一样的花朵，

看似带着暗紫头巾的埃及女郎：

她边写边觉得有个精灵（请记住，我们正在和人类精神最隐秘晦涩的部分打交道）在她身后窥视，当她写到“埃及女郎”的时候，那个精灵让她停下。“野草”这个词用得尚可，它似乎在说，拿了一把家庭女教师常用的尺子，从头打量着这几行诗；“累累贝母花”——很好；“蛇一样的花朵”——这话出自淑女笔下，恐怕有点过火，但想必华兹华斯会对此赞赏有加；但是——“女郎”？一定要用“女郎”这个词么？哦，你说你在合恩角有个丈夫？恩，那就没问题了。

于是，时代精神继续前行。

奥兰多现在打心里（因为这一切全都发生在心里）深深地崇敬时代精神，就像——如果要举一个相较之下微不足道的例子来形容的话——一个知道自己在行李角落里私藏了大捆雪茄的旅行者，深深感激那个大度放行的海关官员一样。因为她此前非常害怕，如果时代精神细细检查过她的思想，定会发现其中有一些严重违禁的物品，并重重地惩罚她。她之所以能顺利通过检验，全属侥幸，靠的是一系列貌似顺从的表面文章，比如戴上戒指，在荒野里找了个男人，热爱自然，不反讽，不愤世，也不搞心理学家那一套——否则的话，一下就会被识破。她松了一口气，因为一个作家的心灵和时代精神之间的关系无限微妙，作品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能否在两者间找到恰切的平衡。奥兰多做了妥善的安排，使自己处在一个幸福的状态，既无需与时代精神搏斗，又不必完全驯服。她投入时代，但并未失去自我。因此，她现在可以尽情写作了，而且，她确实在写。她写啊，写啊，写啊。

现在是十一月。十一月过了是十二月。然后是一月、二月、三月和四月。四月之后是五月。接下来是六月、七月和八月。再接下来是九月和十月，然后看啊，十一月又到了，就这样，一年又过。

这样写传记，自有其优点，但却不免干瘪、枯燥，而且长此以往，读者可能会抱怨说，他自己也会背日历，何必按照霍佳思出版社[60]的定价掏腰包买这本书。但是，如果传主偏要把传记作者置于尴尬境地，就像奥兰多现在对我们所做的一样，笔者又有什么选择呢？凡值得请教之人想必都会认同，“生活”是小说家或者传记作家唯一适当的主题；另外，这些权威人士坚信，“生活”与坐在椅子里一动不动地思考毫不沾边。思想和生活是相去甚远的两极。于是——既然奥兰多在这段时间所做的，只不过是“坐在椅子里一动不动地思考”——那么在她结束思考之前，我们也只能背日历，数念珠，擤鼻子，拨炉火，东张西望，直到她从椅子上站起来。奥兰多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屋里静得一根针掉在地上也能听见。要是真的有根针掉在地上就好了！那多少也算是“生活”之一种。要是有只蝴蝶飞进窗来，落在她的椅子上，我们也能有点东西写写。或者，假设她站起来打死了一只黄蜂，我们也马上就可以拿起笔来写，因为会有流血，哪怕流的仅仅是一只黄蜂的血，因为，有流血，就有生活。虽然杀黄蜂与杀人比起来太过琐碎无趣，但对于小说家和传记作家来说，比起奥兰多这样每天坐在椅子里，只与香烟、纸墨相伴，也要有料得多。我们不禁要抱怨（因为我们的耐心正在一点点地被消磨掉），要是传主们能体贴点就好了！你已经在她身上花了那么多时间和笔墨，而她却突然脱离了你的控制，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窝火的？你目睹她叹气，喘息，脸一会红一会白，目光时而炯炯有神，时而无精打采，你看着这出荒唐的感情戏码在她脸庞上演，而且知道引起这一切的原因——但这些却又只是无足轻重的思考和想象，而已！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感到屈辱的么？

但奥兰多是个女人——这是帕摩尔森勋爵刚刚证实过的。而大家公认，描写女人的生活时，可以不叙行动，而代之以爱情。有位诗人曾说过，爱情是女人存在的全部。如果我们看一眼正在伏案写作的奥兰多，就必须承认，她的确最适合承担这一使命。毋庸置疑，既然她是个漂亮女人，又正值盛年，她不久就会放弃假装热爱写作和思考，开始怀想哪怕某个猎场看守（只要一个女人想的是男人，就不会有人反对她思想）。然后，她就会给他写张小纸条（只要她写小纸条，也不会有人反对她写作），约他在星期天黄昏见面；星期天的黄昏到了，猎场看守就会来到她窗下吹口哨——这一切无疑是生活的本质，也是小说家唯一可能的素材。那么，奥兰多肯定会做这些事中的一件吧？唉，真是太可惜了，她一件也没有做。那么，我们不得不把她归为那些不懂爱情的怪胎？她喜欢猎狗，忠于朋友，接济饥肠辘辘的穷诗人，热爱诗歌。但爱情——男性诗人定义的那种爱情——说到底，谁能比他们更权威呢——与善良、忠诚、慷慨和诗歌毫不相干。爱情就是脱下衬裙，然后——我们都知道爱情是什么。那么，奥兰多做过那件事么？事实迫使我们说，没有，她没做过。而如果我们的传主既不爱人，也不杀人，只是思考和想象，我们只能得出结论说，他或她不过是一具活死人，我们还是早点放弃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