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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年轻的时候会养成工作的习惯,并且自信这些习惯会保持一辈子,并经得起任何灾难的打击。二十几年来,我始终坚持每星期写作五天,每天平均写大约五百个字。我可以在一年里写出一部长篇小说,这里面还留出了用来修改和校对的时间。我总是十分有条不紊地工作;一旦完成了定额,哪怕刚刚写到某个场景的一半,我也会停下笔来。上午工作时,我会时不时数一数已经写好的字数,并且在稿纸上每两百个字做一个分隔记号。任何一家印刷厂都用不着根据排好的版面来仔细推算我作品的字数,因为我送交的打字稿首页上已经标好了字数——83,764字。年轻的时候,就连谈恋爱也改变不了我的工作日程。恋爱得在午饭后开始,晚上上床——只要是睡在自己的床上——无论多么晚,我也要把上午写的东西读一遍,睡觉时还想着它。就连战争都没影响到我。因为一条腿跛了,我没被征召入伍,而是参加了民防队。我从不要求值一般没什么事情的早班,这让同队队员们十分高兴,结果我得了个工作热心的虚名。其实我真正热心的只是我的书桌、我的稿纸以及那些按照定额井井有条地从我笔下缓缓流出的文字。要推翻我加诸自己的戒律,得靠萨拉才行。从战争开始第一天里的空袭,到一九四四年的V-1型飞弹【17】袭击,这段时间里的轰炸始终保持着晚上才来的习惯,这让我感到很方便。不过我往往只能在上午见到萨拉,因为下午的时候她总不大躲得开自己那些朋友,她们采购完了东西,总想在傍晚的空袭警报拉响前找个伴儿聊聊天。有时候,她会在两次排队买东西之间的当儿过来,于是我们便在买蔬菜和买肉的间歇里做爱。

不过,即便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收束心思重新开始工作也并不太难做到。人只要快乐,就经受得了任何纪律的约束:破坏工作习惯的是不快乐。待我意识到我们是多么频繁地争吵,我又是多么频繁地带着神经质的怒气找她碴儿的时候,我便开始明白,我们的爱情注定要完了:爱情已经变成了一桩有开始也有结束的风流韵事。我说得出它开始的那个时刻,后来,终于有那么一天,我知道自己也说得出那最后的时刻。她离开屋子以后,我无法安下心来工作:我会把我们对彼此说过的话在心里重温一遍,我会煽起自己心里的怒火或者悔恨。那段时间里,我始终很清楚的一点就是:自己正在加紧步伐把对方拖垮。自己正在一点、一点地把我唯一珍爱的东西推出自己的生活。只要能自欺欺人地相信爱情会维持下去,我就感到很快乐——我甚至认为我这个人很好相处,所以爱情才得以维系下来。不过如果爱情注定要毁灭的话,我倒很想让它快快毁灭,就好像我们的爱情是一只落入陷阱、身上流血快要死去的小动物一样:我得闭上眼睛,扭断它的脖子才行。

那一整段时间里我都无法工作。正如前面提到过的那样,小说家写作过程中有那么多的工作都是在无意识里进行的:在无意识的深处,当第一个字还未落纸时,最后一个字便已经写完了。故事的细节就在我们的记忆里,我们不必去杜撰。战争并没有搅乱那些深海洞穴里的东西,但是现在对我来说,有一件事情却比战争更重要,也比我的小说更重要——那就是爱情的终结。它就像一个故事一样,正在见出分晓。我说的话让她伤心落泪,那些似乎是如此自然而然地涌到我嘴边的尖刻话语,是在那些水下洞穴里给磨尖的。我的小说在掉队,而我的爱情却像倏然而逝的灵感一样迅速走向终结。

她不喜欢我写的前一本书,这倒并不令我感到奇怪。那本书的写作自始至终都违反我的本意,同时也未得到外来力量的帮助。之所以要写它,只不过是因为人总得活下去,并无什么别的原因。评论家说它是一部匠人之作:我身上残存的那点曾经是激情的东西悉数都在其中了。我想也许写下一部小说时,激情会重新再来;记忆里浮现出自己从未明确意识到的东西时,我们所感受到的那种激动会再次苏醒。然而和萨拉在鲁尔斯共进午餐后的一个星期里,我却什么工作也做不了。瞧,我的老毛病又犯了——我,我,我,就仿佛这是我的故事,而不是萨拉、亨利,当然,还有那第三者的故事似的。我恨那个第三者,尽管我还不知道他是谁,甚至于都不相信他真的存在。

我试着早上写作,但没能成功;午饭时我酒喝得太多,结果下午也浪费了。天黑以后,我关了灯站在窗口。隔着幽暗平坦的公共草坪,能看见草坪北侧那些亮着灯的窗户。天很冷,只有紧挨着煤气取暖炉才觉得暖和,但又有点烤得慌。南边的路灯后面飘过来一些雪花,用它们粗大潮湿的手指触碰着窗玻璃。我没听到有人按门铃。女房东敲开门对我说:“有位帕基斯先生要见您。”她用“有位”这个词表明了来客的社会地位。我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但还是让女房东带他进来。

我依稀觉得以前在哪儿见到过这对温和的、带着歉意的眼睛,还有这撇样式过时、因为外面天气的缘故而带着水汽的长长的小胡子。我刚把台灯打开,他便朝着灯光走过来,两只近视眼费力地张望着。我站在暗处,他看不清我。他问:“您是本德里克斯先生吗?”

“是的。”

他说:“我的名字叫帕基斯。”口气俨然像是那名字对我有什么意义似的。说完他又补充了一句,“是萨维奇先生的人,先生。”

“哦,对对。坐吧,抽支烟。”

“噢,不了,先生,”他说,“上班时不抽——当然啦,除非是为了打掩护。”

“不过现在你不在上班吧?”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样,先生。刚刚有人接替我半小时,使我能来向您汇报,先生。萨维奇先生说到过您喜欢的报告方式,每周一次——连同日常开支。”

“有东西要报告吗?”我说不清楚自己的感觉是失望还是兴奋。

“并非是一张一无所有的白纸,先生。”他颇为得意地答道,同时从衣袋里掏出一大叠纸张和信封,在里面寻找着他要的材料。

“请坐下来吧,你让我感到不自在了。”

“遵命,先生。”坐下后,他可以稍稍就近地看到我,“我以前没在什么地方见到过您吗,先生?”

我已经从信封里抽出了第一张纸:那是日常开支的账单,上面一笔一画写得很整齐,像是小学生的笔迹。我说:“你的字写得很清楚。”

“那是我儿子写的。我正在训练他干这一行。”说完他又赶紧补充道,“我不为他记任何开支,先生,除非是在我让他负责事儿的时候,就像这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