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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几个月我没再去过厦门。到秋天时，我决定要去厦门找个可靠的算命先生。鼓浪屿的算命先生只会胡说八道。岛上所有的算命先生我都看过了，可对阿豆的生辰八字，没有一个人的解释能令我满意。我脑子里一直想着阿州出生前，我做的和尚以及三只白老虎的胎梦。我希望阿豆的未来也有这样的好征兆。没有胎梦，至少也要找个够格的算命先生看看阿豆的将来。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去厦门找。

婆婆却不这么看。早在厦门沦陷前，她就已经两年多没有离开过我们这座“孤岛”了，她并不赞成我的想法。不值得冒这个险，她说。

“不值得吗？”我把怀里的阿豆转过来，让婆婆看看他的小脸蛋。“为了这个孩子，您的孙子，难道不值得冒险吗？”凡是涉及阿豆的事，我总是很难保持理性。我把阿豆又转回来，紧紧抱在怀里。“我放不下这件事，婆婆。昨天那个算命老先生几乎什么也没说，就好像他根本看不到阿豆的未来。”我吻了一下阿豆的耳朵。

“算命先生决定不了人的命运，安丽，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知道，我知道。”我瞟了眼阿桂，她正往阿州的面碗里舀蔬菜汤。

阿豆扭动身体，一声不吭地用鼻子拱着我的乳房找奶吃。姑且不论算命打卦的结果是吉是凶，也许算不算命对阿豆的确没有任何影响，可我不会就此作罢。“其实算不上冒险。”我说，“只要出示良民证，他们就会放行。很简单的。”

婆婆用手帕捂住嘴，清了一下喉咙。“好吧，孩子。”她终于开口道，“既然你坚持的话，我陪你一起去。”

“可是，韩太太，”阿桂将阿州的面碗交给奶妈，“您咳嗽还没好，不能去啊。”

“没关系。”婆婆说，“我没事的。你和安丽都涉险去过占领区，阿桂，你还去了好几次呢。这次该我去了。”

第二天早上我兴致勃勃地和婆婆走出家门。阳光下的厦门耶！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准备去省城的村姑，即便想一想心脏都会猛跳一下。不过，当我看见哨卡时，心里不由得开始打鼓。要是婆婆有什么不测可怎么好？聿明一定会责怪我，骂我满脑子“迷信”思想。我永远无法说服他，我这么做是出于一个母亲的责任。没有关于阿豆未来的满意答案，我绝不放弃。“您最好还是回去吧。”我对婆婆说，“真的。我自己去就行。”

“不要。”她说，“我们走吧。”

把守哨卡的是两个日本兵，脸上挂着高人一等的表情，跟他们的粗鄙长相极不协调。“你。出来。”其中一个日本兵说，他透过厚厚的镜片打量我。

我上前一步，向他鞠了90度的大躬。

“你为什么去厦门？”他问。这是个必问的问题。

“我要去算命。”

“哼。中国人的命非常好。”他皱着眉头说，“现在，中国属于大东亚共荣圈了。”

“是的。我们非常幸运。不过，我想去问问孩子的八字。”

他从牙缝里吸着气，我看得出他有多不情愿放行。然后，他用日本人的方式低吼了一声，让我出示良民证。他记下证件号码后，发给我一张通行证，我又鞠了一躬，向前走去。没那么糟糕嘛。第二次去厦门比上次容易多了。

我回头看婆婆，她在向近视眼卫兵鞠躬，另一个脸上有疤、皮肤黝黑的日本兵正挥手叫另一女人过来。那个女人把篮子放在地上，却忘了要鞠躬，黑脸警卫狠狠地扇了她一记耳光。“脱掉上衣。”他命令道。

我倒抽一口冷气，那个女人哆哆嗦嗦地摸索着，却连一个扣子也没能从扣眼里解开。扯掉扣子，我站在一旁心里喊道。

“不要看了。”婆婆说，“我们走吧。”我们匆忙朝汽艇走去，克制住想要回头的冲动，身后传来那个女人含混的哭喊和衣服被撕破的声音。我们刚上船，船夫就驾船离了码头。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声，小船加速向厦门驶去。

我望着对岸的厦门，与鼓浪屿优雅古朴的建筑和风景如画的小巷相比，厦门不仅面积更大，也更具市井气息。海边一栋栋高大的建筑在晨曦的照耀下，将长长的影子投射到街道和大海。这里大多是六、七层的高楼。我用手遮在眼睛上方，想看清楚有厦门明珠之称的鹭江宾馆。鹭江宾馆朝两个方向延伸了足有半个街区，宾馆大门位于转角处，前面环绕着五根巨大的柱子。我小时候一直以为这家宾馆是我们家的，因为它跟我家的房子一样是红砖楼房，阳台栏杆也同样是蓝色。

上岸时，一阵大风从海上向我们吹来。我和婆婆都是习惯步行的人，便没有搭电车，也没叫人力车，而是一起朝中山路走去。我握紧婆婆的手。

“是啊。”婆婆今天第一次露出了笑容，“出来走走真好。如果不能偶尔出来一下，哪怕是皇宫，也像在坐牢。”

白天的厦门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没有成群结伙的年轻人，没有闪烁着夜总会和赌场招牌的霓虹灯。不过，堕落气息和战时气氛仍然十分明显。即使是大白天，从鸦片馆的大门里依然飘出淡黄色的烟雾，中国汉奸跟着日本浪人大摇大摆地穿过商业区，寻找能够狠敲一笔的生意人。我们一路没有看到站在街边的“野花”，可几乎每个街角都贴着邀请路人去烟花柳巷逛逛的海报。“想找乐子吗？这边请。”海报上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美女，内地人、朝鲜人和台湾人。上面毫不隐讳地向嫖客们指示着妓院地址：“第三中日友好俱乐部慰安所，前方500米。”

“我恨日本人。”我压低声音说。

“嘘。”

“还有英国人。”那些帝国主义国家趁着中国衰弱之际，迫使中国吞下鸦片，然后蜂拥而上，蚕食掠夺。如今，日本人做的是同样的事，而且手段更加凶狠。我们走了没多久，就看见一个路标，指向售卖海洛因的窝点。

“医院。”婆婆语气平缓地念着路标上的字。厚颜无耻的日本人一向喜欢用这种充满讽刺意味的委婉语，我们早就习以为常了。虽然一上午看见的都是这些，不过去寺庙路上这自由自在的几个小时，仍然让我觉得很开心。

我们上岸后一直沿着中山路向上走，不时从人行道走到马路上，以便绕过脚步缓慢的行人。这条坡路走起来很辛苦，身上的汗珠刚冒出来，就被迎面的风吹干了。我心想，我和婆婆跟郝思嘉一样，都是坚强的女性。勇气和顽强的生命力，在战争期间尤为重要。街道渐渐变得平坦，人行道上到处是背后绑着个乌龟壳装饰的行人和慢悠悠逛街购物的人，我们只好一直在马路上走。这时一辆满载警察的卡车拉响刺耳的警笛从后面驶来，我们匆忙跳上人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