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天上

蚕婆婆终于被大儿子接到城里来了。进城的这一天大儿子把他的新款桑塔纳开到了断桥镇的东首。要不是断桥镇的青石巷没有桑塔纳的车身宽，大儿子肯定会把那辆小汽车一直开到自家的石门槛的。蚕婆婆走向桑塔纳的时候不住地拽上衣的下摆，满脸都是笑，门牙始终露到外头，两片嘴唇都没有能够抿住，用对门唐二婶的话说，“一脸的冰糖碴子”。青石巷的两侧站满了人，甚至连小阁楼的窗口都挤满了脑袋。断桥镇的人们都知道，蚕婆婆这一去就不再是断桥镇的人了，她的五个儿子分散在五个不同的大城市，个个说着一口好听的普通话。她要到大城市里头一心一意享儿子的福了。蚕婆婆被这么多的眼睛盯着，幸福得近乎难为情，有点像刚刚嫁到断桥镇的那一天。那一天蚕婆婆就是从脚下的这条青石巷上走来的，两边也站满了人，只不过走在身边的不是大儿子，而是他的死鬼老子。这一切就恍如昨日，就好像昨天才来，今天却又沿着原路走了。人的一生就这么一回事，就一个来回，真的像一场梦。这么想着蚕婆婆便回了一次头，青石巷又窄又长，石头路面上只有反光，没有脚印，没有任何行走的痕迹，说不上是喜气洋洋还是孤清冷寂。蚕婆婆的胸口突然就是一阵扯拽。想哭。但是蚕婆婆忍住了。蚕婆婆后悔出门的时候没有把嘴抿上，保持微笑有时候比忍住眼泪费劲多了。死鬼说得不错，劳碌惯了的人最难收场的就是自己的笑。

桑塔纳在新时代大厦的地下停车场停住，蚕婆婆晕车，一下车就被车库里浓烈的汽油味裹住了，弓了腰便是一阵吐。大儿子拍了拍母亲的后背，问：“没事吧？”蚕婆婆的下眼袋上缀着泪，很不好意思地笑道：“没事。吐干净了好做城里人。”大儿子陪母亲站了一刻儿，随后把母亲带进了电梯。电梯启动之后蚕婆婆又是一阵晕，蚕婆婆仰起脸，对儿子说：“我一进城就觉得自己被什么东西运来运去的，总是停不下来。”儿子便笑。他笑得没有声息，胸脯一鼓一鼓的，是那种被称作“大款”的男人最常见的笑。大儿子说：“快运完了。”这时候电梯在二十九层停下来，停止的刹那蚕婆婆头晕得更厉害了，嗓子里泛上来一口东西。刚要吐，电梯的门却对称地分开了，楼道口正站着两个女孩，嘻嘻哈哈地往电梯里跨。蚕婆婆只好把泛上来的东西含在嘴里，侧过眼去看儿子，儿子正在裤带子那儿掏钥匙。蚕婆婆狠狠心，咽了下去。大儿子领着母亲拐了一个弯，打开一扇门，示意她进去。蚕婆婆站在棕垫子上，伸长了脖子朝屋内看，满屋子崭新的颜色，满屋子崭新的反光，又气派又漂亮，就是没有家的样子。儿子说：“一装修完了就把你接来了，我也是刚搬家。——进去吧。”蚕婆婆蹭蹭鞋底，只好进去，手和脚都无处落实，却闻到了皮革、木板、油漆的混杂气味，像另一个停车库。蚕婆婆走上阳台，拉开铝合金窗门，打算透透气。她低下头，一不留神却发现大地从她的生活里消失了，整个人全悬起来了。蚕婆婆的后背上吓出了一层冷汗，她用力抓住铝合金窗架，找了好半天才从脚底下找到地面，那么远，笔直的，遥不可及。蚕婆婆后退了一大步，大声说：“儿，你不是住在城里吗？怎么住到天上来了？”大儿子刚脱了西服，早就点上了香烟。他一边用遥控器启动空调，一边又用胸脯笑。儿子说：“不住到天上怎么能低头看人？”蚕婆婆吁出一口气，说：“低头看别人，晕头的是自己。”儿子又笑，是那种很知足很满意的样子，儿子说：“低头看人头晕，仰头看人头疼。——还是晕点好，头一晕就像神仙。”蚕婆婆很小心地抚摩着阳台上的茶色玻璃，透过玻璃蚕婆婆发现蓝天和白云一下子变了颜色，天不像天，云也不像云，又挨得这样近。蚕婆婆说：“真的成神仙了。”儿子吐出一口烟，站在二十九楼的高处对母亲说：“你这辈子再也不用养蚕了，你就好好做你的神仙吧。”

蚕婆婆是断桥镇最著名的养蚕能手。这一点你从“蚕婆婆”这个绰号上就可以听得出来，蚕婆婆一年养两季蚕，一次在春天，一次在秋后。每一个蚕季过后蚕婆婆总要挑出一些茧子，这些茧子又圆又大，又白又硬，天生一副做种的样子。上一个季节的桑蚕早就裹在了茧内，变成蛹，而到了下一个季节这些蛹便咬破了茧子，化蛹为蝶。这些蝴蝶扑动着笨拙的翅膀，困厄地飞动。它们依靠出色的本能很快建立起一公一母与一上一下的交配关系，尾部吸附在一起，沿着雪白的纸面产下黑色籽粒。密密麻麻的籽粒罗列得整整齐齐，称得上横平竖直，像一部天书，像天书中最深奥、最优美、最整洁的一页，没有人读得懂。用不了几天，一种近乎微尘的爬行生命就会悄然蠕动在纸面上了。这就是蚕，也叫天虫。蚕婆婆不是用手，而是用羽毛把它们从纸面上拂进篾匾中。为了呼应这种生命，断桥镇后山上的枯秃桑树们一夜间便绿了，绿芽在枯枝上颤抖了那么一下，又宁静又柔嫩，桑叶的蓇葖绽开了，漫山遍野全是嫩嫩的绿光。桑叶掐好了时光萌发在蚕的季节，仿佛是上天的故意安排，仿佛是某种神谕的前呼与后应。

大儿子通常是上午出去，晚上很晚才能回来。蚕婆婆不愿意上街，每天就只好枯坐在家里。儿子为母亲设置了全套的音响设备，还为母亲预备了袁雪芬、戚雅仙、徐玉兰、范瑞娟等“越剧十姐妹”的音像制品。然而，那些家用电器蚕婆婆都不会使用，它们的操作方式简单到了一种玄奥的程度，仿只要随手碰一下遥控，屋子里不是喇叭的一惊一乍，就是指示灯的一闪一烁，就仿佛家里的墙面上附上了鬼魂似的。这一来蚕婆婆对那些遥控便多了几分警惕，把它们码在茶几上，进门出门或上灶下厨都离它们远远的，坚持“惹不起、躲得起”这个基本原则。蚕婆婆曾经这样问儿子：“这也遥控，那也遥控，城里人还长一双手做什么？”儿子笑了笑，说：“数钱。”

晚饭的时候突然停电了，儿子在餐桌的对角点了两支福寿红烛。烛光使客厅产生了一种明暗关系，使空间相对缩小了，集中了。儿子端了饭碗，望着母亲，突然就产生了一种幻觉，好像一下子又回到了童年，回到了断桥镇。那时候一大家子的人就挤在一盏小油灯底下喝稀饭的。母亲说老就老了，她老人家脸上的皱纹这刻儿被烛光照耀着，像古瓷上不规则的裂痕。儿子觉得母亲衰老得过于仓促，一点过程都没有，一点渐进的迹象都没有。儿子说：“妈。”蚕婆婆抬起头，有些愕然，儿子没事的时候从来不说话的，有话也只对电话机说。儿子推开手边的碗筷，点上烟，说：“在这儿还习惯吧？”蚕婆婆却把话岔开了说：“我孙子快小学毕业了，我还是在他过周的时候见过一面。”大儿子侧过脸，只顾吸烟。大儿子说：“法院判给他妈了，他妈不让我见，他外婆也不让我见。”蚕婆婆说：“你再结一回，再生一个，我还有力气，我帮你们带孩子。”儿子不停地吸烟，烟雾笼罩了他，烟味则放大了他，使他看上去松散、臃肿、迟钝。儿子静了好大一会儿，又用胸脯笑，蚕婆婆发现儿子的笑法一定涉及胸脯的某个疼处，扯扯拽拽的。儿子说：“婚我是不再结了。结婚是什么？就是找个人来平分你的钱，生孩子是什么？就是捣鼓个孩子来平分你余下来的那一半钱。婚我是不结了。”儿子歪着嘴，又笑。儿子说：“不结婚有不结婚的好，只要有钱，夜夜我都可以当新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