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妹妹小青

如果还活着，妹妹小青应当在二月十日这一天过她的四十岁生日。事实上，妹妹小青离开这个世界已经整整三十一年了。现在是一九九九年的二月九日深夜，我坐在南京的书房里，怀念我的妹妹，我的妹妹小青。妻已经休息了。女儿也已经休息了。她们相拥而睡，气息均匀而又宁静。我的妻女享受着夜，享受着睡眠。我独自走进书房，关上门，怀念我的妹妹。我的妹妹小青。

应当说，妹妹小青是一个具有艺术气质的女孩子。她极少参与一般孩子的普通游戏。在她五六岁的时候，她就展示了这种卓尔不群的气质。小青时常一个人坐在一棵树的下面，用金色的稻草或麦秸编织鸟类与昆虫。小青的双手还有一种不为人知的本领。小青是一个舞蹈天才，如果心情好，她会一个人来一段少数民族舞。她的一双小手在头顶上舞来舞去的，十分美好地表现出藏族农民对金珠玛米的款款深情。我曾经多次发现当地的农民躲在隐蔽的地方偷看小青跳舞。小青边跳边唱，“妖怪”极了（当地农民习惯于把一种极致的美称作“妖怪”）。但是当地的农民有一个坏习惯，他们沉不住气，他们爱用过分的热情表达他们的即时心情。他们一起哄小青就停下来了。小青是一个过于敏感的小姑娘，一个过于害羞的小姑娘。小青从来就不是一个人来疯式的小喇叭。这样的时刻小青会像一只惊弓的小兔子。她从自我沉醉中惊过神来，简直是手足无措，两眼泪汪汪的，羞得不知道怎么才好。然后小青就捂住脸一个人逃走了。而当地的小朋友们就会拍着巴掌齐声尖叫：“小妖怪，小妖怪，小青是个小妖怪！”

小青秉承了父亲的内向与沉默，母亲却给了她过于丰盈的艺术才能。小青大而黑的瞳孔就越发显得不同寻常了。在这一点上我与妹妹迥然不同。我能吃能睡，粗黑有力，整天在村子里东奔西窜，每天惹下的祸害不少于三次。村子里的人都说：“看看小青，这小子绝不是他爹妈生的，简直是杂种。”基于此，村里人在称呼妹妹小青“小妖怪”的同时，只用“小杂种”就把我打发了。我们来到这个村子才几个月，村里人已经给我们一家取了诨名。他们叫我的父亲“四只眼”，而把我的母亲喊成“哎哟喂”——母亲是扬州人，所有的扬州人都习惯于用“哎哟喂”表达他们的喜怒哀乐。一听就知道，我们这一家四口其实是由四类分子组成的。

妹妹很快就出事了。她那双善舞的小手顷刻之间就变得面目全非，再也不能弓着上身、跷着小脚尖向金珠玛米敬献哈达了。那时候正是农闲，学校里也放了寒假，而我的父母整天都奋战在村北的盐碱地。那块盐碱地有一半泡在浅水里，露出水面的地方用不了几天就会晒出一层雪白的粉，除了蒲苇，什么都不长。但村子里给土地下了死命令：要稻米，不要蒲苇。具体的做法很简单——用土地埋葬土地。挖地三尺，再挖地三尺，填土三尺，再填土三尺。这样一来上三尺的泥土和下三尺的泥土就彻底调了个个。工地上真是壮观，邻村的劳力们全都借来了，蓝咔叽的身影在天与地之间浩浩荡荡，愚公移山，蚂蚁搬家，红旗漫舞，号声绵延，高音喇叭里的雄心壮志更是直冲天涯。那个冬季我的父母一定累散了，有一天晚上父亲去蹲厕所，他居然蹲在那里睡着了。后果当然是可以想象的，他在翻身的时候仰到厕所里去了。“轰嗵”一声，把全村都吓了一跳。因为此事父亲的绰号又多了一个，很长时间里人们不再叫他“四只眼”，直接就喊他“轰嗵”。

父母不在的日子我当然在外面撒野，可是妹妹小青不。她成天待在铁匠铺子里头，看那些铁匠为工地上锻打铁锹。对于妹妹来说，铺子里的一切真是太美妙了，那些乌黑的铁块被烧成了橙红色，明亮而又剔透，仿佛铁块是一只透明的容器，里面注满了神秘的汁液。而铁锤击打在上面的时候就更迷人了，伴随着“当”的一声，艳丽的铁屑就像菊花那样绽放开来，开了一层子，而说没有就没有了。铺子里充满了悦耳的金属声，那些铁块在悦耳的金属声中延展开来，变成了人所渴望的形状。我猜想妹妹一定是被铁块里神秘的汁液迷惑了，后来的事态证明了这一点。她趁铁匠把刚出炉的铁块放在铁砧上离去的时候，走上去伸出了她的小手。小青想把心爱的铁块捧在自己的手上。妹妹小青等待这个时刻一定等了很久了。妹妹没有尖叫。事实上，妹妹几乎在捧起铁块的同时就已经晕倒了。她那双小手顿时就改变了模样。妹妹的手上没有鲜血淋漓，相反，伤口刚一出现就好像结了一层白色的痂。

妹妹是在父亲的怀里醒过来的，一醒来父亲就把妹妹放下了。父亲走到门口，从门后拿起了母亲的捣衣棒。父亲对着我的屁股下起了毒手。要不是母亲回来，我也许会死在父亲的棒下。父亲当时的心情我是在自己做了父亲之后才体会到的。那一次我骑自行车带女儿去夫子庙，走到三山街的时候，女儿的左脚夹在了车轮里，擦掉了指甲大小的一块皮，我在无限心疼之际居然抽了自己一个大嘴巴。就在抽嘴巴的刹那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我愣在了大街上。女儿拉住我的手，问我为什么这样。我能说什么？我还能说什么？

妹妹的手废了。这个自尊心极强的小姑娘从此便把她的小手放在了口袋里，而妹妹也就更沉默了。手成了妹妹的禁忌，她把这种禁忌放在了上衣的口袋，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但妹妹的幻想一刻也没有停息过，一到过年妹妹就问我的母亲：“我的手明年会好吗？”母亲说：“会的，你的手明年一定会好。”妹妹记住了这个承诺。春节过后妹妹用三百六十五天的时间盼来了第二年的除夕。除夕之夜的年夜饭前妹妹把她的双手放在桌面上，突然说：“我的手明年会好的吧？”母亲没有说不，却再也没有许愿。她的沉默在除夕之夜显得如此残酷，而父亲的更是。

第二年如愿的是村北盐碱地里的蒲苇。开春之后那些青青的麦苗一拨一拨全死光了，取而代之的还是蒲苇。这一年的蒲苇长得真是疯狂。清明过后，那块盐碱地重又泡进了水里，而蒲苇们不像是从水里钻出来的，它们从天而降，茂密、丰饶、油亮，像精心培育的一样。盛夏来临的时候那些蒲苇已经彻底长成了，狭窄的叶片柔韧而又修长，一支一支的，一条一条的。亭亭玉立。再亭亭玉立。一阵哪怕是不经意的风也能把它们齐刷刷地吹侧过去，然而，风一止，那些叶片就会依靠最出色的韧性迅速地反弹回来，称得上汹涌澎湃。大片大片的蒲苇不买人们的账，它们在盐碱地里兀自长出了一个独立的世界，一个血运旺盛的世界。盐碱地就是这样一种地方：世界是稻米的，也是蒲苇的，但归根结底还是蒲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