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跋（第2/4页）

△“陈旧”的问题用不着在意，作家不能做一条追逐所谓“新观念”的狗，否则累死人家还会笑你是傻瓜。从更长远一点的历史来看，什么是新和旧？今天新的明天就旧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但每个时代都不乏优秀作品。《诗经》够旧了，现在仍然有人读得津津有味。秀明这个人物是你颇为用心的人物，其实她的身上就有某些圣母的感觉，天生一副菩萨心肠，天然就要历经各种劫难，我觉得她倒更应当皈依宗教，而不是红亮，红亮的皈依未免有些观念性，秀明才是承受了大苦大难需要悟透人间的人……

◎秀明这个人物，不论她有菩萨般的心肠也好，还是她一辈子要经历许许多多苦难也罢，有一条是绝对不能忽略的，那就是秀明和她的职业，她始终是羊角村小学的民办教师。这正是她最后没有皈依宗教的关键所在。秀明是知识和文化的接受和传递者，她是羊角村高举火把的那个人，她也同样经历了那场噩梦般的运动。尽管在小说里，有一段时间她也表现出潜心向佛的幽闭的行为倾向，但那是暂时的，我之所以让她有所摇摆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当时可以说两眼一抹黑，黑夜没有尽头，前途失去方向，秀明作为一个女人，内心的凄苦和彷徨，可想而知。但秀明毕竟还是坚强地挺了过来，她自己在羊角村的废墟上站立起来了，她也拯救了孤苦伶仃的少女串串，她在家里秘密地传授着知识文化，她用自己行动证明了一位乡村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操守和良知，文化的根脉在她手里始终没有被断送，尽管这个过程漫长曲折而又充满艰辛。这恰恰也是我在这部小说里想要表达的一个母题，包括红亮最后皈依佛门，也是文化在困境中的默默传承。

△所以说，这个看似很弱的女人，却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小说中还有一个女人，那就是寡妇牛香，从人物塑造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她是一个更为成功的有血有肉的人物。秀明的性格似乎没有充分展开，你似乎把她定型为圣母型了；而牛香是地母型的，扎根民间大地，韧实，又有力量，这是一个还有很大开拓空间的人物，比如，她再有一点“狠”劲儿，个性会更为鲜明。

◎不久前，我在宁夏大学同现当代文学的一批研究生进行过面对面交流，大伙对牛香这个人物非常认可，同时他们觉得秀明老师这一形象应该再有所加强会更突出。而我却认为，读者应该把牛香和秀明统一起来看，也就是说，她们是我塑造的一组形象，这两个女人是互补性：秀明知书达礼，贤良、聪慧、富有爱心和忍耐力；牛香则泼辣、风骚、仗义，时而是非观念模糊，时而又有一定的同情心。这两个女性在羊角村是缺一不可的。至于你提出的牛香身上再有点儿狠劲，我是不大赞同的，我觉得她在严厉惩罚两个儿子的那一情节里，她的“狠劲”已经超乎了我以往所创作的人物谱系，让我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不过，我又觉得这个“狠劲”是非常必要的，否则，这个人物可能就立不起来了。

△读者会看出这两个人物有意的对比的，小说中你不是从虎大的眼睛中都做了直接的描述吗？大概我说的不准确，我说的“狠”劲是那种能够照亮人物的鲜明的个性之类的，它可能超出生活现实本身，但一个人物能够在人们面前“光彩照人”一定需要这样的棱角。就像提到老葛朗台你首先想到吝啬，提到张飞首先想到“猛”一样。不过，我发现你是一个充满温情的作家，你能把握住人性中的恶的因素，但同时又不让这种人性下降到没有光亮的淤泥中，你总是给他们光，用善良的目光打量他们，用希望的光（指唤醒内心觉醒和人性回归的光）来引导他们，这一点，比较阳光。先锋文学当然有很多优点，但作者对笔下的人物都是很冷漠的，善、恶被取消了，天使和魔鬼平等了，但大家不是都恢复为人，而都成了魔鬼，实际上缺乏一种精神提升的力量。而你的作品中有这种阔大的种子，这不仅是你的长篇，而且是大多数中短篇表现出来的共同品质。你把现实世界的复杂性揭示出来了，又透过文字将你自己内心中美好的追求表达了出来。大概跟我们这一代人生活比较平安、没有那么多苦难的经历有关吧？

◎不能刨除这种可能性，但也不是绝对的。有评论家指出，杀戮、施虐、暴力、残损与死亡，是我小说最常见的主题和意象，读者大概认为这是我对这个世界的一种理解。其实，正如你所言，我小说里的人物总是或多或少地表现出善良之光。我想，只有首先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更好地解读我的作品中的救赎与宽爱，才能理解人物每每在绝望中看到的希望。

△小说最为精彩的部分是第四章，因为现在摆在面前的大多是对于疲塌的现实直观描摹的文学作品，《妙音鸟》的这一部分人我看到久违的一种语言、想象的张力。这里现实与虚幻、白天和黑夜都混合在一起了，亦虚亦实，完全超越了那种平庸的现实主义。村里的男女老少全都被这无边无际的瞌睡所困扰，这样一来，这个村子成为一座孤岛，而外面则是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那种强权政治的声音都传不进来，它依旧运作在乡村的传统伦理之下。可你不是写世外桃源，这只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开镰帮的造反、疯狂的批斗等等，也照样在这个村子里上演，不过，不是在一种政治理想的鼓舞下催生的，而完全是个人私欲的满足和彼此恩怨的解决。从这个角度来反思“文革”，让我们看到的大概不是“文革”的革命性，而是它的腐朽性，完全是古老的传统的渣滓的借尸还魂，这一点可能更接近乡村的现实。我想知道，对于这一时期的历史现实你是怎么看的，小说中试图提供怎样的反思？

◎香港凤凰卫视做了一期“樊建川和他的红色革命系列生活用品收藏”，不知你是否收看？我看了，大为震惊，就在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其收藏规模之庞大是绝无仅有的。光各类纪念章就仿佛是海底世界里庞杂纷繁的鱼类，让人眼花缭乱，主席的语录和头像几乎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细小的部位，从锅碗盆碟到钟表桌椅到学习和工作用具，干脆这么说吧，当时只要是一件瓷器、一件工具、一个物品、一本书、一只笔、一张小票，都无一例外地浸染了“文革”特殊的红色。樊建川向观众讲述了他的收藏和整理过程，他说最让他感到痛苦和不安的并不是这些器具，而是他从民间收集来的汗牛充栋般的书信，那里面充满了告密、陷害、恐惧、痛苦和忏悔的泪水。更多时候，樊建川说他根本不敢一一去查看，只是简单地做分类打包处理。从电视画面上，我看到那些被装在一只只粗糙的麻包里的私秘信件，它们静静地躺在像高低床一样分层的巨大货架上，形同一具具死尸无声又无息。那一刻，我再次意识到写作《妙音鸟》是有意义的，就像樊先生的收藏，因为人的惰性首先就是健忘。我说了这么多，其实早就跑题了。不过，我是想借此表明，“文革”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在内心世界并没有完全消失，诸如像章、瓷器、信件、语录等，这些东西我在很小的时候都无数次触摸过的。在我记忆当中，只要是有红色痕迹的瓷器，在家里绝对是供奉在最高最显眼的地方，别人一进家门就会映入眼帘，好像对外宣扬我们这个家庭的忠诚不二。我曾亲手打碎过一只空心的白瓷塑像，后果可想而知，父亲严厉的惩罚了我，并警告全家人要保守秘密。那是一种天将塌下的恐慌，在我幼小的身心上烙下了疼痛的印记，也可以说是那段历史的痕迹。任何一段历史都不应该被轻易忘却。作为一名作家，别人去写那类无关痛痒东拉西扯的柔情暖意的小故事，对历史对过去对伤痕视而不见，而我不能。已故的巴老晚年说过，他在“文革”做了违心的事说了违心的话，于是，他的存在和文字有了崭新的价值。但愿多年以后，有人谈及我的创作时，不为别的，只因我以自己的独特的方式和激情反思过那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