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之后（第2/2页）

我想起有一回坐在110街的Starbucks，隔着玻璃窗，看见外面出了一场车祸。我看到的时候，车已经翻了，斜躺在马路中间的矮树丛中，警察还没有来或者已经走了，车里的人也不知道有没有出来，几个群众在围观，更多的人若无其事地从旁经过。那天下午的太阳特别好，好到马路中间的一场车祸都显得非常安详。

若干年后，想起我的纽约，我的西伯利亚，我的morning side heights时，我希望自己想起的，是这样的安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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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岁到31岁，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算是一段“黄金岁月”的流失？我试图为此伤感，但却伤感不起来。时间嘛，哪一段和哪一段不是差不多。

事实上，青春简直是个负担呢。它让你对生活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让你以为“世界归根结底是你们的”，现在好了，这误解消除了，该干吗干吗去，还少了上当受骗的屈辱感呢。

写毕业论文的时候看了不少红卫兵传记，从此简直讨厌青春了。年少，口号，不知天高地厚，以为大地在你脚上，荷尔蒙武装起来的正义感，这些东西搅和起来，人就操蛋了起来。而这操蛋中最操蛋的一点，就是那貌似反叛精神中隐藏的谄媚情结以及羊群心态。

对，我31了，在异国他乡如你们所幸灾乐祸的那样变老了，但是我并不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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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还有些变化吧，比如说，政治面貌？其实也说不上什么变化，1999年开始上网之后，因为网上辩论，发现自己在向理性底线不断退却的过程中，退到了一个叫做自由主义的地方。其实从来没有刻意在某一个阵营里安营扎寨，但是接下来的7年里，我发现自己在几乎每一场政治辩论里、对每一件事物的看法里，都不断回归到这个立场，最后不得不承认这个立场对于我具有一种地心引力。

7年来，我已经从一个自在的自由主义者变成了一个自为的自由主义者。我并不比以前更反动，但是我的反动比以前更顽固。

顺便说一句，自由主义不是我的政治信仰，它只是我的政治底线。事实上自由主义真正关心的只是底线问题，而其他主义者关心的大多是蓝图问题。

不是没有过惶惑。过去7年，作为一个留学生中的右派，我渐渐意识到自己“双重少数派”的位置。在中国留学生当中，我当然是少数派。但即使是在美国学界，我也时常处于少数派的位置上。7年来目睹了美国高校越来越被乔姆斯基这样的极端左翼占领的氛围，而我特别反感这样的氛围，反感乔姆斯基等恨不得把那些流氓政权描述成诗情画意的和谐社会的架势。

我想我骨子里很可能是个新保守主义者。当我说我灵魂深处是个“老头子”的时候，我指的“老头子”是那个已经死了很久的，现在已经被媒体搞臭了的，据说是新保守主义鼻祖的犹太移民Leo Strauss。

7年过去，作为一个Leo Strauss的当代中国女文青版，我逐步克服了“双重少数派”地位带来的孤独感。岂止克服孤独感，简直培育出了一股“我看你们能把我怎么地”的焦大感以及高尔基的海燕感。我不再需要有意识、无意识、潜意识的羊群心态。用北岛老师的话来说：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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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把过去7年的生活当作一个电影，放给7年前那个刚下飞机的女孩看，她会不会很失望呢？会不会失望到说：“啊，就这样啊，那还是算了吧，我买张机票回去算了”？

来美7年，我最失望的一点，就是自己没有如愿以偿地爱上学术。只是出于路径依赖，又一直从事着学术工作。不幸的是，对一件我并不热爱的事情，我竟然还有一点天分，至少足以通过考试、论文答辩找到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

最近老看几个朋友打Texas Holden，发现了一个道理：抓到烂牌固然不幸，但更不幸的往往是抓到好牌，好但不是最好的牌。我的学术天分对于我，就是这样一副好但不是最好的牌。

以前王小波对“反熵”行为表示欣赏时举过一个例子。一个登山者解释自己为什么爱爬山时说：“不为什么，因为这座山在这里。”

这个备受王小波老师赞赏的回答在我看来却非常地可笑。我为什么要读博士呢？因为博士学位在那里？我为什么要出国呢，因为美国在那里？

2000年的冬天，有一天晚上，我曾经突发奇想给西岸某同学打电话，说：我想退学！我要考电影学院！西岸同学当即给予了否定，为此我们大吵一架。

当然事后我并没有去考电影学院。我想究其原因，不过是因为我嫌先下这个山、再爬那个山，路途太遥远而已。

可是有时候仍会畅想：What if？弗洛姆说，“逃避自由”是人的天性。在我看来，逃避自由的表现就是：因为山在那里，所以我要爬山。

读与延安整风相关的著作，读来读去，结论只是：一切洗脑的成功要旨，不过在于帮助人们逃避自由。当一个体系能够用逻辑自洽的方式替你回答一切问题、并且保证这些答案的光荣伟大正确的时候，的确，为什么还要去承受“肩负自由的疲惫”呢？

这是一场多么不辞辛苦的逃跑啊，几乎可以说是艰苦卓绝，从一个大陆到另一个大陆，从另一个大陆又到另一个小岛。

曾经有人问我：你为什么总是那么焦虑呢？生活多么美好啊！

另一个人则对我说过：你知道吗？我有一种预感，你会越老越快乐的。我很想知道后面这位朋友的说法是否是对的，我想我还有大约40年的时间去发现答案。在寻找自己的旅途中，那个曾经总是揣着五六十美元的、听不懂别人赞美的、想考电影学院却最终放弃的女孩，翻越千山万水之后，又去了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