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阿勒斯万格公司的一件事

一九二一年冬天,我住在敖德萨一家已经歇业了的服装商店“阿勒斯万格公司”内。我未经当局许可就住进了二楼的那套试衣室。

这样就有三个大房间归我支配。房间里全都镶着一面面高级的波希米亚镜子。镜子非常牢固地镶嵌在墙上,尽管我和爱德华·巴格里茨基[1]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想把这些镜子撬下来拿到新市场去换点吃的,可怎么也撬不下来。甚至没有一面镜子被撬出裂璺。

试衣室里没有任何家具,只有三只空箱子,里边装了些烂刨花。幸好那扇玻璃门轻而易举就可以从铰链上卸下来。每天晚上我卸下玻璃门,搁在两只箱子上,铺上被褥,就当作我的床铺了。

玻璃门非常滑,因此夜里那条旧褥垫和我一起要有好几次从这扇门上滑下来,跌落到地板上。

只消褥垫一动,我马上就醒了,屏息敛气地躺在那儿,连手指都不敢动一动,愚蠢地指望褥垫或许会停止滑动。可是褥垫却慢慢地、毫不留情地往下滑,我耍的这番花招没能奏效。

这件事一点也不可笑。那年冬天非常之冷。从港口到小喷泉的海面全冰冻了。猛烈的东北风把花岗石的马路刮得精光锃亮。雪一次也没有下过,这反而使人觉得比街上铺满了雪还要冷得多。

试衣室里有一只小铁炉。可没有燃料可烧。再说,靠这么个小得可怜的炉子也根本不可能把偌大的三个房间烤暖。因此我只用小铁炉烧开胡萝卜茶。这只消几张旧报纸就行了。

还有一只箱子我用来当桌子。每天晚上我点一盏小油灯,搁在这只箱子上。

我躺在玻璃门的床上,把我所拥有的一切可以御寒的东西统统盖在身上,凑着油灯的灯光,阅读格奥尔吉·申格尔翻译的何塞·马里亚·埃雷迪亚[2]的诗集。诗集是这一年在饥馑的敖德萨出版的,我可以作证,诗集并未削弱我们的英雄气概。我们觉得自己像罗马人一样坚强不屈,并且联想起了申格尔本人所写的一首诗:“朋友们,我们是罗马人,我们正在流着鲜血……”

鲜血,我们当然没有流,然而我们这些快乐的年轻人有时太饿了,太冷了。但是谁也没有怨言。

楼下的店面被某个美术劳动组合占用了。这个劳动组合忙忙碌碌的业务活动是颇有几分可疑的。在劳动组合内当家的是个以“招牌大王”这一绰号闻名敖德萨的唠叨成性的老画师。

劳动组合承制招牌、女帽和“木屐”(一种古罗马式的简朴的女鞋,只消用几根绦带钉到木头的鞋掌上,一双鞋子就做成了),此外还绘制电影海报(这些海报是用胶漆画在凹凸不平的胶合板上的)。

有一回,这个画室交上了好运,接到了一件订货:为当时黑海唯一的一艘轮船“佩斯捷利”号制作所谓“船首装饰”。那时这艘轮船正在准备首航巴统。

船首装饰用铁板敲成毛坯,涂上黑色作为底色,再绘以金色的植物图案。

这项工作吸引了所有的人,连民警若拉·科兹洛夫斯基有时也离开他在附近的岗位,跑过来看看画得怎样了。

我当时在《海员报》社担任秘书。有许多青年作家在这个报社工作,其中有卡达耶夫[3]、巴格里茨基、巴别尔[4]、奥列沙[5]和伊利夫[6]。有经验的老作家中常来我们编辑部的只有安德烈·索鲍利[7]。他是个可亲的、总是因为什么事而激动的、一刻也坐不住的人。

有一回,索鲍利给编辑部送来了他的一篇短篇小说。小说条理不清,乱糟糟的,不过题材挺有趣,而且写得确实有才气。

所有的人看了这篇小说后都感到为难,像这样潦草的作品就这样发表自然不行,可是又没有一个人敢于把它退给索鲍利去修改。索鲍利是决不会同意修改的,这倒不是碍于作家的自尊(在这方面索鲍利恰恰是很少斤斤计较的),而是出于一种神经质:作品一旦脱稿之后,他就再也不愿回过头去修订润饰了,他已对它们失去了兴趣。

我们坐在编辑部里左思右想:怎么办呢?我们的校对,一个叫勃拉戈夫的老头儿,也跟我们坐在一起。他过去是俄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俄罗斯言论报》[8]的经理,是赫赫有名的出版家瑟京[9]的左右手。

老头儿被自己的历史吓坏了,所以很少讲话。他的庄重的举止和仪表跟我们编辑部里这帮衣衫褴褛、吵吵闹闹的年轻人极不协调。

我把索鲍利的手稿带回阿勒斯万格公司,准备再看看。

已经很晚了(其实还不到十点,可是一片漆黑的城市早从黄昏起就已没有一个行人了,只有风在十字路口幸灾乐祸地呼啸),民警若拉·科兹洛夫斯基忽然来敲商店的大门。

我把报纸卷拢,绞紧,用火点着,像举着个火把似的举着它,去把那扇用一节生了锈的煤气管顶住的沉甸甸的店门打开。拿着小油灯去是不行的,别说空气最微弱的流动就能把它吹熄,即使盯着它看一眼它也会熄掉的。

“有个公民要见您,”若拉说,“请您证明一下他的身份,我就放他进来。这儿是画室。光颜料一项,听说就值三亿卢布。”

要是考虑到,举个例说吧,我在《海员报》的月薪有一百万卢布(按照集市上的价格,这些钱只够买四十盒火柴),那么三亿卢布这个数目,当然也就不像若拉所认为的那样了不起了。

站在店门口的是勃拉戈夫。我证明了他的身份。若拉允许他进店,并关照我说,再过两个小时要上我们这儿来暖和暖和,喝杯开水。

“是这么回事,”勃拉戈夫说,“我总惦着索鲍利的那篇小说。那是篇很有才气的作品。不能让它白糟蹋了。您知道,我跟所有报界的老狼一样,养成了个习惯,不肯放过一篇好小说。”

“可有什么办法呢!”我回答说。

“把稿子给我。我用人格担保,我决不改动一个字。今晚我就留在这儿,因为我不可能回兰热龙街的家里去了,否则半路上准会把我的衣服剥光。我当着您的面给这篇稿子加工。”

“‘加工’是什么意思?”我问,“‘加工’不就是修改吗?”

“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我决不删一个字,也决不添一个字。”

“那您还有什么好做的呢?”

“您会看到的。”

我觉得勃拉戈夫的话中有某种不可捉摸的谜一般的东西。在这个寒风呼啸的冬夜,某种神秘的东西附在这个沉静寡言的老人身上,来到阿勒斯万格公司。像这样神秘的东西不看个究竟怎么行呢?于是我同意了。

勃拉戈夫从口袋里掏出一截粗得出奇的蜡烛头。这是教堂用的蜡烛,金色的纹路像螺纹似的盘在蜡烛上。他点亮了蜡烛头,把它放到箱子上,然后在我的破手提箱上坐了下来,手里捏着一支木匠用的扁铅笔,一头栽到了稿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