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夜

一艘旧轮船由沃兹涅先尼耶码头启碇，驶入奥涅加湖。

周遭是茫茫的白夜。我平生第一次不是在涅瓦河和列宁格勒宫殿的上空，而是在北方莽莽的森林和湖泊之间看到这种夜色。

一轮苍白的月亮低挂在东半天上，没有一点儿光亮。

轮船掀起的波浪无声无息地向远处奔去，把漂在湖面上的一块块松树皮冲得摇来摆去。岸上，想必是在古老的乡村教堂里，守夜人正在钟楼上敲钟，一共敲了十二下。虽然离岸很远，但是钟声还是飞到了我们船上，然后又绕过轮船，顺着宁静的湖面，向着挂有一轮淡月的透明的夜空飘去。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白夜这种令人疲惫的幽光才更贴切。神秘的？还是魔幻的？

在这样的夜晚，我总觉得大自然过于慷慨，竟把那么多苍白的空气和犹如幻影一般的锡箔和银子的光泽用于夜间。

眼睁睁地看着这种令人神往的、美丽的夜色不可挽回地逝去，人是不可能无动于衷的。也许，唯其因为如此，白夜如同一切注定无法久驻的美色一样，以其稍纵即逝的生命勾起人们淡淡的哀愁。

我第一次来北方，可是此间的一切我却觉得十分稔熟，尤其是在此暮春季节洒满了荒芜果园的稠李花雪白的花瓣，更给我以重睹旧物之感。

这种凛若冰霜的芳香的稠李花，在沃兹涅先尼耶到处都是。当地人谁也不把它们摘下来，谁也不把它们插到桌子上的水罐里。

我这是上彼得罗扎沃茨克去。当时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打算出版一套“工厂史”丛书[1]。他吸引了许多作家参加这项工作，并且决定组成好几个突击队集体写作这套书。突击队这个名词就是在那时第一次用之于文学的。

高尔基让我挑选几个工厂。我选中了位于彼得罗扎沃茨克的历史悠久的彼得罗夫工厂。这个厂是彼得一世创建的，起初生产大炮和铁锚，后来改为铸铜，十月革命后，专门制造铁路车辆。

我拒绝参加突击队的工作。我当时深信（现在也仍然深信）在人类活动的某些领域，要推行劳动组合那套工作方法是难以想象的，尤其写书更是如此。硬要这样做，充其量也只能搞出一本杂七杂八的特写集，而不是一本完整的书。依我看，不管素材多么特殊，作家的个性，包括他对现实的认识，他的风格和语言，总归是要反映到书中去的。

我认为，就像不可能由两个人或三个人同拉一把小提琴一样，几个人合写一本书也是不可能的。

我把这个看法对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2]讲了。他皱起了眉头，用手指在桌上敲着鼓点（这是他的习惯），想了一想，回答说：

“年轻人，人家会责备您自命不凡的。好吧，您去干吧！不过可别丢脸，一定得带本书回来！非得带回来不可！”

在轮船上我想起了同高尔基的这席谈话，深信自己一定能把书写成。我非常喜欢北方。当时我觉得，这环境必将大为减轻我写作的困难。不消说，我打算把使我心醉神迷的北方的景物——白夜、静静的湖水、森林、稠李花、诺夫哥罗德人像唱歌一般悦耳的口音、船首好似天鹅的颈项一般弯曲的黑色舢板、被色彩缤纷的花草映衬得分外漂亮的蜻蜓，统统都写进这本关于彼得罗夫工厂的书里边去。

当时，彼得罗扎沃茨克还是个幽静的城市，人口很少。街道由大块大块的鹅卵石铺成，石头上长着青苔。整个城市呈现出一种云母石般的颜色，这想必是由于淡淡的湖光的反照，是由于虽然并不好看却非常可亲的天空也是淡白色的缘故吧。

在彼得罗扎沃茨克，我一头扎进了档案馆和图书馆，翻阅了所有同彼得罗夫工厂有关的书籍和资料。这个工厂的历史复杂而有趣。彼得一世、苏格兰工程师、我们那些农奴出身的天才工匠、卡隆铸铜法、水力机械、独特的风俗习惯——这一切给我那本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首先，我拟订了书的提纲。其中有许多史料和描写，只是人物太少。

我决定就在当地，在卡累利阿，写这本书，于是我就向一位退休女教师谢拉菲玛·约诺芙娜租了个房间。她除了戴眼镜和懂得法语外，外表一点儿也不像女教师，倒像是个愚昧无知的老婆子。

我开始按照提纲写书，可是不管我怎么努力，这本书在我笔下却像一盘散沙。我怎么也无法把素材焊接起来，将它们凝聚在一起，自然地向前流去。

素材支离破碎。有意思的段落互不连贯，全都摇摇欲坠，得不到上下左右其他有意思段落的支撑。这些段落一段段孑立在那里，缺少那种唯一能把生命注入档案材料的生动的细节、时代气息和我对之感兴趣的人物命运的维系。

我写水利机械、生产过程和工匠们，可我一边写，一边却十分苦恼，因为我懂得，在我对上述这一切表示出自己的态度，在有哪怕一点抒情气息使这些素材复活之前，这本书是写不好的。甚至根本就写不成。

（顺便说说，我那时懂得了写机器必须跟我们写人一样，得理解它们，爱它们，为它们而欢乐、悲伤。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反正我总是为机器感到一种肉体上的痛苦。就拿“胜利”牌汽车来说吧，当它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勉强爬上陡坡的时候，我累得大概不下于汽车本身。也许这个比喻并不十分确切，不过我深信，对待机器，要是你打算去写它们的话，就应当像对待活生生的人一样。我发现，好的工匠和工人就是用这种态度对待机器的。）

世上没有比面对素材一筹莫展更叫人难堪，更叫人苦恼的事了。

我觉得自己已成了外行，就好像硬要我去跳芭蕾舞或者编辑康德的哲学著作那样。

记忆却不时用高尔基的话来刺痛我：“不过可别丢脸，一定得带本书回来！”

使我灰心的还有，我历来崇奉的作家技巧的基础之一崩溃了。我一向认为只有能够轻而易举地把握任何素材，而又不会失去自己个性的人，才配当作家。

我决定缴械投降，什么也不再写，离开彼得罗扎沃茨克，以结束我这种苦不堪言的处境。

当时除了谢拉菲玛·约诺芙娜之外，我找不到任何人可以一诉我心头的痛苦。我已经准备把我的失败讲给她听了，可我发现，她早已感觉到了，想必是凭着教师所特有的那种敏感吧。

“您跟我那些傻里傻气的女中学生准备考试时一模一样，”她对我说道，“她们只知道拼命往脑袋瓜里塞，弄得晕头转向，分辨不出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无足轻重的，这不过是因为疲劳过度了。我对你们作家这一行虽说一窍不通，可我想，凭蛮干，恐怕是写不出什么来的吧。只能使自己的神经紧张。可这是有害的，甚至是危险的。您别一时冲动，说走就走。您好好地休息休息。到湖上去划划船，去城里各处逛逛。我们这个城市挺可爱，挺朴素。也许您会有所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