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第2/2页）
我把口香糖放进嘴里，上了车，关上门。
我举起手掌在窗玻璃上按了一下，诺埃尔在外面也做了同样的动作。
假如艾普尔·梅没和我闹翻而且也在现场的话，她一定会说：“那个诺埃尔其实在想着伊莱，她以为自己现在有机会接近他了，因为你妈妈死了。明天早晨她就会给他送饼干，还会喷香水，让他靠在她肩膀上哭。”
儿童保护中心的女人转动车钥匙，发动机转起来，空调里吹出来凉飕飕的冷风，我嘴里的冬青口味口香糖尝起来就像松果。
“我怕热，希望你别介意。”女人说。
她把车倒出访客停车场，在“欢迎来到印第安水域房车公园”的牌子下面转了个弯，向右拐上了高速公路。
我本想在离开房车公园的那一刻转头向后看，但我没这么做。因为没人跟我们挥手告别。
在车里，女人说：“我告诉所有被我接走的孩子，请不要在你们摔倒或者磕破膝盖什么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我只是个社工，你们只是我的客户，我不是你们的亲戚，不是你们的阿姨或者玛丽·波平斯[1]。我的工作是送你们去寄养家庭。听着，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能打电话给我。系上你的安全带。”
我没回应，只是默默地扣好安全带，看向窗外，嚼着诺埃尔给我的口香糖。
“你肯定想知道你能不能看看你妈妈，我接走的每个孩子都有这样的打算，因为他们不相信死亡。所以，听清楚，这是不可能的。没人会让你看她，孩子。她全身都是洞。不，我没看过她，没有，我只是听别人说的。其中一个警察说，你妈妈全身都是洞。”
我没回应。
“你怎么这么安静？嗯？你聋了吗？你不仅长得怪模怪样，还是个哑巴？你难道不为你妈妈伤心吗？你脸上怎么连一滴眼泪都没有？”
我没回应。
“好吧，既然你不打算说话，那就读点东西。这是你的档案，自己看看吧，你需要知道的一切都在里面。”
女人一手把着方向盘，另一只手伸到后座，递给我几张订在一起、装在黄色文件夹里的纸，然后便开车载着我，远离了我的汽车之家、垃圾场、秋千和那条被枪杀的小河。
儿童保护中心的社工打开收音机，带我驶离了我的童年。
如果这时候我妈妈也在后排座，她一定会说：“你以为遇到了不好的事情就像是身体挨了一针那么简单，认为情况不会变得更糟，你现在得救了。可悲剧不是治病的药，你可以吞下一片或者喝掉一勺，悲剧总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踢得你爬不起来。”
这一次再也不是假装，这一次我真的离开了房车露营公园，沿着高速公路向萨拉索塔的方向行进。我们在第一组交通灯下开上左边的匝道，然后向左转，再在斜坡上向右转，穿过一排棕榈树，经过沃尔玛。我的眼睛追随着沥青路面中央的白线，这条长长的白线起源于尼亚加拉瀑布的一条河流，一直奔向墨西哥湾。
假如我妈妈也在车上，她会说：“快点开，让我们吃一张超速罚单，用力踩刹车，留一条大黑印。”
我的脑子就像一本满是问号的语法书。谁杀了她？为什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我现在要去哪里？还有谁会关心我？我会见到我妈妈吗？我以后住在哪里？我还能再见到艾普尔·梅和科拉松吗？伊莱在哪儿？他们会不会找到我妈妈的家人？我会去哪里上学？谁会成为我的监护人？
我翻开膝头的文件，读了我的档案中的一小部分，那是一份警方报告的复印件，几个小时之前刚刚提交，原来我出门上学几分钟后我妈妈就遇害了，她死了七个小时之后我才知道消息，那七个小时里，我依然以为她还活在世上，还在想着我。
我读完了全部档案。
第一页是警方的报告：
年近三十的白人女子在“印第安水域房车露营公园”入口处身中二十多枪，没有检测到脉搏，暂时没有目击者出面作证，但几位居民表示，他们在早上八点十五分听到了至少二十声枪响。罗丝·史密斯和她丈夫鲍勃·史密斯中士说，他们没把枪声当回事，因为那一带经常能听到枪声，人们喜欢射击河里的短吻鳄。罗丝·史密斯说被害人是玛格特·弗朗斯，弗朗斯和她的女儿珀尔无家可归，住在一辆福特“水星”汽车里，汽车停在房车露营公园的外面。同为本地居民的科拉松·路兹及其丈夫雷伊·路兹表示当时他们不在家。牧师雷克斯·伍德也居住在房车公园，他说自己什么都没听见。有人发现枪手死在被害人旁边的地上。他的驾驶执照是由加利福尼亚州颁发的，上面显示其姓名为保罗·卢克·马修斯，男性，白人，蓝色眼睛，身高六英尺[2]。马修斯前往露营公园的目的疑似出售枪支，响应当地教会“反暴力回购枪支”的活动。据玛格特·弗朗斯的邻居指认，马修斯枪杀了被害人，然后自杀。为了保护犯罪现场，那里已经用警示带围了起来。
我妈妈被他杀死了二十次。
我读报告的时候，车里的收音机播放起了劳拉·奈罗的歌《婚礼钟声令我哀伤》。这是我妈妈最喜欢的歌之一。
我的档案的第二页只有一句话：被害人的唯一亲属是其女儿珀尔·弗朗斯。
仿佛我的人生只有这一句话那么长。
我合起文件夹，看着窗外。
我从嘴里拿出诺埃尔的口香糖，粘到座位底下，我的手指在那里摸到了好多个圆形的凸起，看来这个社工的车座底下是孩子们的口香糖坟墓。
女人调高歌曲的音量，她显然希望收音机的声音能够盖过谈话声，这样就不用和我说话，我敢肯定，她一定受够了和弃儿们说话。
劳拉·奈罗的声音充满整个车厢，没有给其他声音留下任何见缝插针的空间。
我们开着车远离了房车公园、福特“水星”、艾普尔·梅和诺埃尔，天上下起了毛毛雨。我感觉到那片扭曲的土地正向我鞠躬致敬。闪电破开云层，短暂照亮车内，树木倾斜，高速公路抬升，连佛罗里达正午的太阳都离我的旋转轨道更近了。
雨滴打在车窗上，我听到了妈妈的声音，它像一首歌那样填满我的心。她说：“小女孩失去了她的妈妈，当她的妈妈甘愿变成陌生人练枪的靶子时，连坠落的雨滴都会显得仁慈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