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

帕西瓦尔医生身材高大,嘴形如覆舟,上面留着黄色的胡子。他总是穿着一件脏兮兮的马甲,口袋里探出几支叫作“斯托吉”[1]的黑衣雪茄。他的牙齿发黑,崎岖不平。他的眼睛也很奇怪:左眼皮一抽一抽的,合上之后会啪地张开,好比是一幅卷帘,有人在他的脑袋里扯着拉绳玩。

帕西瓦尔医生很喜欢男孩乔治·威拉德。这份喜爱始于乔治在《温士堡鹰报》工作了一年的时候,而两人相识完全是医生单方面努力的结果。

快到傍晚的时候,威尔·亨德森,也就是《温士堡鹰报》的老板和主编,出发去汤姆·威利的酒馆。他顺着一条弄堂,从酒馆后门溜了进去,要了一杯用苏打水调制的黑刺李金酒。威尔·亨德森是一名感觉主义者,已有四十五岁,幻想着金酒使自己再次焕发青春。跟大多数感觉主义者一样,他喜欢聊女人。他跟汤姆·威利津津有味地扯了一小时的八卦。酒馆老板是个头小、宽肩膀的男人,两只手上有奇特的印记。那火红的胎记染红了他的手指和手背,也常染红男男女女的脸。他一边倚在吧台上和威尔·亨德森闲聊,一边搓着两只手。他的兴致越高,手指上的红色就越深,好像蘸了已经风干、开始褪色的血污。

当威尔·亨德森站在吧台边,一边盯着那双红手一边聊女人的时候,他的助手乔治·威拉德正坐在《温士堡鹰报》的办公室里,听帕西瓦尔医生侃侃而谈。

威尔·亨德森刚离开,帕西瓦尔医生就出现了。你可能会觉得,他是不是一直透过自己办公室的窗口监视着这边,看着主编走进了弄堂。他从大门进来,给自己找了把椅子,点了一支斯托吉,跷起二郎腿,打开了话匣子。他似乎正执意说服男孩,某种他自己也无法定义的行事准则是值得采取的。

“你有留心就会发现,虽然我叫自己医生,但病人少得紧,”这是他的开场白,“背后是有原因的。这不是偶然,也不是说我的医术没有其他人高明。是我不想看病。原因嘛,你明白的,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是我性格的缘故。我性格当中,你想想看,有很多奇怪的地方。为什么我会跟你聊这件事呢?我也不知道。我倒不如不说话,你眼中或许会流露出更多赞美。我渴望你的钦佩,这没错。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才会说这么多。是不是很好笑,嗯?”

有时候,医生会慷慨陈词,洋洋洒洒地道出关于自己的长篇故事。在男孩看来,这些故事言之凿凿,并且蕴含了丰富的道理。他对这个肥胖邋遢的男人产生了钦佩之情。等到下午时分,威尔·亨德森一出门,他便翘首以盼医生来访。

帕西瓦尔医生来到温士堡约有五年了。他从芝加哥过来,刚到的时候醉醺醺的,还跟脚夫艾尔伯特·隆华斯干了一架。两人是因为一只行李箱打起来的,最后医生被押去了镇上的拘押房。出来后,他在主街下坡底的补鞋铺子楼上租了一间屋子,挑出一只招牌,宣布诊所开张。虽然门可罗雀,来的还都是付不起钱的穷人,但他似乎不缺钱花。他就睡在脏得要命的办公室里,要吃饭了就去火车站对面小木屋里比夫·卡特开的食堂。夏天,食堂里到处是苍蝇,比夫·卡特的白围裙比地板还要脏。但是帕西瓦尔医生不在乎。他雄赳赳地走进食堂,甩二十美分在柜台上。“这些能买什么就给我什么吧。”他笑着说,“把原本就卖不掉的给我吧,对我来说没差。我本是人中翘楚,你知道的。我何必为自己吃什么而苦恼呢。”

帕西瓦尔医生说给乔治·威拉德听的故事自莫名其妙处始,于莫名其妙处终。有时,男孩想这些故事一定都是他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可转头又坚信其中藏着真理大道。

“以前我也跟你一样,是个记者,”帕西瓦尔医生开篇道,“在艾奥瓦州的一个小镇上——还是伊利诺伊州来着?我记不清了,哎,反正也不重要。说不准我是在隐瞒自己的身份呢,不想说得太具体。你有没有奇怪过,我什么活也没干,怎么有钱花?可能我是江洋大盗,或者来这里之前犯了谋财害命的事。很值得玩味的说法,对吧?如果你真是个机灵的记者,会把我调查一番的。在芝加哥,有个克洛宁医生被杀了。你听说过吗?几个人把他杀了,藏在行李箱里。第二天一早,他们将行李箱运到了城市的另一头。行李箱就放在特快班车末尾的那节货厢里,凶手就坐在那里,没事人似的。他们一路穿过安静的街巷,家家户户都还在睡大觉。太阳刚从湖面上升起来。单是想想他们坐在火车上,一边抽烟一边闲聊,跟我现在一样,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有意思吧?搞不好我就是其中一个呢。那样,事情就有意想不到的反转了,你说是吧?”帕西瓦尔医生重新捡起话头,“嗯,反正那就是我了,一个报社的记者,跟你现在一样,到处跑,发表些豆腐块大小的文章。我的母亲很穷,收脏衣服来洗。她的梦想是把我培养成长老会[2]的牧师,我那时也是奔着这个目标在学习。

“当时,我的父亲已经疯了好多年了,收容在俄亥俄州代顿市那边的一所精神病院里。唉,看吧,我说漏嘴了!一切都发生在这里,就在俄亥俄。如果你想要调查我,这不就有一条线索了嘛。

“我想跟你说我的弟弟来着。说来说去他才是目的,他才是我真正想说的。我弟弟是一个铁路油漆工,在四大铁路公司[3]干活。你知道的,那条经过俄亥俄州的铁路。他和其他工人一起,住在一节货车厢里,挨个镇挨个村地给铁路设施上漆,包括转辙器、岔口遮断器、桥梁、车站等等。

“四大给他们的车站漆成一种很恶心的橙色。我真是讨厌那颜色!我弟弟总是沾得满身都是。发工钱的日子,他会喝得大醉,到家时还穿着全是油漆的衣服,把钱揣在身上。他不会把钱交给母亲,而是一整摞地摆在厨房桌上。

“他在屋子里四处走,穿着沾满恶心的橙色油漆的衣服。这画面历历在目。我的母亲是小个子,红色的眼睛,眼神忧伤。她会从屋后面的小棚子里走进来。就是在那棚子里面,她整天趴在洗衣盆上,刷着别人的脏衣服。她走进来,站在桌子边,用沾满肥皂泡的围裙擦眼睛。

“‘别碰!你敢碰那钱试试!’我弟弟大吼,然后他自己拿个五块十块的,咣咣咣地走去酒馆了。花完那些钱之后,他又回来拿。他从不给母亲一分钱,但是自己就一点一点花,花完为止。然后他又回到铁路上去,跟那些油漆工一起干活。他走了之后,家里就会收到很多东西,杂货之类的。有时候会有一条给母亲的裙子,或是一双给我的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