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之死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了。我们是昨晚知道的这个消息。寄宿学校要求必须为此悼念。我们无声地去睡觉。早上，我们问：“今天是放假了吗？”

督学说：“不，你们和往常一样去学校，但是不能唱歌了。”

我们和往常一样排着队去学校，但是没有唱歌。建筑物上挂着红色和黑色的旗子。

老师在教室等着我们，他说：“十一点，学校的铃声会响起。你们要起身默哀一分钟。在此之前，你们需要写一篇名为《斯大林之死》的作文。作文里要写斯大林同志对于你们来说的意义。首先是如父亲一般，其次是一盏明灯。”

一个学生突然哭了起来。老师说：“请控制好你自己，小姐。我们都十分悲痛，但要控制好自己的痛苦。你们的作文不会被计分，看在你们才刚刚经受过如此重大打击的分上。”

我们写着，老师在教室里踱步，手放在背后。

铃响了，我们站了起来。老师看了看手表。我们等着城里的警报响起。靠窗户的女生看了看街上说：“这只是收垃圾的铃声。”

我们坐了下来，笑出了声。

学校的铃声和城市的警报不久之后便响起，我们又站了起来，但因为刚才收垃圾的铃声，我们还是很想笑。我们就这么站着，这漫长的一分钟，因为憋着笑而晃晃悠悠站不稳，老师也跟着一起笑。

我曾把斯大林的彩色照片放在口袋里好几年，但直到他去世的时候，我才明白为什么我姨姨会在某次我去她家的时候将这张照片撕得粉碎。

思想灌输的力度是巨大的，对于年轻人尤其有效。鲁道夫·纽瑞耶夫，苏联时代持不同政见的伟大舞蹈家，这样说道：“斯大林去世的那一天，我去了郊外。我一直等着不平凡的事情发生，等着自然回应这场悲剧。然而什么也没有，没有地震，没有任何信号。”

不。“地震”在三十六年之后才到来，也不是自然的回应，而是来自人民。必须要等待这么长的时间，让我们的“父亲”真正死去，让我们的“明灯”永远熄灭，希望如此。

据我所知，没有一个不同政见的俄国作家谈起过，这些必须忍受着专制的人是怎么想的。关于这些多年来忍受着异族和他们的统治的“不重要的小国”，他们又是怎么想的。这些作家们是否为此，或者说将来会不会为此感到一丝羞愧？

在此，我想到了托马斯·伯恩哈德，一位伟大的奥地利作家，他从来没有停止批判和抨击——带着爱与恨，还有幽默——他的国家、时代、生活的社会。

他于1989年2月12日去世，为此没有全国或者国际上的哀悼，没有虚假的眼泪，可能也没有真实的。只有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忠实读者，能感受到文学界失去他的痛苦：托马斯·伯恩哈德，从今往后，不会再写作了。更糟糕的是他禁止人们在他死后出版他未公开的手稿。

这位作家对现实说的最后一个“不”字凝结在了《是》这本书里。这本书现在就在我面前的桌子上，与《水泥地》《下行者》《声音模仿者》《伐木》以及别的书一起。《是》是我读的第一本他写的书，我把它借给了很多人，并且介绍说我从未在读书时笑过这么多次。他们还给我的时候都说没能读完，说这本书里有太多“令人挫败”与“无法承受”的东西。说起这本书的“喜剧性”，他们则一点儿都没有体会到。

书的内容确实是可怕的，因为这个“是”确实是“是”，但那是对死亡而言的“是”，因此对生活而言就是“不”。

然而，无论他是否愿意如此，托马斯·伯恩哈德将永远存在，并且给那些自认为是作家的人树立了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