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通纳》，或爱的秩序（第3/6页）

但戴夫·马斯特斯很快就战死在一战战场，这位更有才华的朋友的早逝对斯通纳影响巨大。在日后的岁月中，他时常会想起马斯特斯，并偶尔在人群中辨认出这位亡友的影子，但时过境迁，他已丧失了缔结新友谊所必需的属于年轻人的渴望和直率。一个人到了一定年纪没有朋友，就不会再有朋友，斯通纳无法从友爱的激荡中进一步学习爱，这是他生命中重要的缺失。

在马斯特斯活着的时候，他们之间有一场谈话，关于大学的本质——庇护所；关于他们每个人的本质——《李尔王》的暴风雨中躲在小茅屋里的“可怜又冰冷的汤姆”。这一部分可以看成一场被奥古斯丁思想洗礼过的斯多葛式占卜。一个人的命运可以被预言，但他并没有因此丧失偶然性和创造力，他依然拥有自由意志，因为正是这样属于他的自由意志引领他走向属于他自己的命定。他遂将生命视为一个有待实现的整体，这种实现与政治环境和物理世界无关，却又合乎自然本性。倘若这样的生命整体能够实现，用马斯特斯的话说，那就是“自然美德的胜利”（a triumph of nature virtue）。

接下来，这种“自我实现”立刻遭遇到的考验，是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三年之后，美国宣布参战。斯通纳对这场发生在遥远欧陆的战争无感，“他发现自己内心并没有特别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而且也无法促使自己去恨德国人”。

在每一次战后，我们都可以见到无数对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反思，因为大多数人已经在战场失去了他们的亲人；但在每一次战前，这样的反思寥若晨星，并会立刻招致公众的怒火。人们害怕死亡，但更害怕被孤立，因为前者尚未到来或存在某种侥幸，但后者必然发生且就在眼前。在拜厄特描述一战前后的小说《孩子们的书》中有一个细节，一个刚满二十岁的男孩哈里迫切要参军，他没有对试图阻止他的父亲说“祖国需要我”，而是说，“人们都在看着我，那些牺牲了儿子的人们在看着我。继续待在家里既不妥当也不舒服，村子和镇里已经没有像我这个年纪的男人了，我需要参军”。他的父亲告诉他，战争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千万人只是无谓献出生命，“没有个人，只有群体和群众，不跟着群众奔跑是需要勇气的”。但儿子冷笑道，“我没有这么大的勇气”。

因此，像萧伯纳和罗素这样在战前就积极投身反战事业的知识分子，堪称勇者。某种程度上，斯通纳的老师阿切尔·斯隆也是其中一员，但他更为孤独，所以更容易被压垮。斯隆没有家人，也少有朋友，他厌恶战争，并厌恶这正在拥抱战争的世界，他将怀抱无处安放的热诚，在战后愤怒而寂寞地死去。而在此之前，当斯通纳怀揣困惑来向斯隆询问时，斯隆在他这里看到过一点希望，斯隆提起了另一场战争，发生在美国本土的南北战争：

当然，我记不得那场战争，我还很小。我也记不得父亲了，他在战争的第一年就被杀死了。但是我看到了后来发生的一切。一场战争不仅仅屠杀掉几千或者几万年轻人，它还屠戮掉一个民族心中的某种东西，这种东西永远不会失而复得。如果一个民族经历了太多的战争，很快，剩下的就全都是残暴者了，动物，那些我们——你和我以及其他像我们这样的人——在这种污秽中培养出的动物。

作为中国读者，我们对这段话自当有更深切的体会。虽然有强制征兵，但斯通纳按照规定可以申请免征，因此，参军与否的选择权完全在于他自己。这又是一个精巧的设置，我们由此可以有机会看到某种古典思想的回声，它强调人身处十字路口时掌控自己命运的义务，迥异于日后我们熟悉的种种现代、后现代处境下的人的无助、妥协乃至绝望悲凉。斯隆对斯通纳说：

你必须记着自己是什么人，你选择要成为什么人，记住你正在从事的东西的重要意义。

斯通纳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关了两天。他必须自己作出选择。这是他生命中要作出的第二次重大选择，第一次是选择留在大学而不是回家务农，但所有第一次的选择都带有某种偶然性，它更像是被选中，唯有第二次，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选择。在此之后，他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接受这种自我选择的检验，从婚姻、事业再到感情。

他们开始步入婚姻的纯真状态，不过是方式完全不同的纯真。两人都是处子，都意识到谁也没有经验，但是，一直在农场长大的斯通纳把生活的自然过程视为没什么大惊小怪的，而这些过程对伊迪丝来说却完全神秘和出乎意料。她对这些一无所知，内心有种东西不希望知道这些。

所以，像许多其他人那样，他们的蜜月很失败；但他们心里并不承认这点，直到很久以后才认识到这种失败的滋味。

innocent，一个威廉·布莱克使用过的、含义丰富的词，繁体版译者在这里译为“懵懂”，突出其中“无知”的消极意味，可以作为“纯真”译法的补充。在斯通纳和伊迪丝的婚姻失败中，正如innocent这个词所揭示的，没有谁是有罪的一方。他们确实是自行决定进入婚姻之中的，在这桩婚姻中没有任何的交易、预谋抑或欺骗；他们也不是因为第三者的介入才发生情感危机，事实上他们在蜜月之后就意识到这失败。他们的“纯真”让他们一直认为可以挽救这婚姻，而他们的“纯真”也让他们一直停留在自我的世界中，他们挽救婚姻的极限方式就是彼此保持自我的克制，并期待对方的改变与解救，像两个无辜的睡美人。

他们两人性事的失败，与其说是整场婚姻失败的一个原因，不如说是一种象征。伊迪丝不愿意接受斯通纳的身体，换言之，她不愿意在他面前打开自己的身体，并拥抱一种无法忍受的差异。这种来自身体的诚实，是任何情感教育都无法阻止的。伊迪丝的身体告诉她，她根本不爱斯通纳，她之所以嫁给斯通纳只不过因为她像任何一个家教森严的小女孩那样渴望来自外部的爱，而他恰好是第一个和她约会并向她求婚的男人。然而这种来自身体的提醒又是无法启齿的事情，这是她亲手铸就的婚姻，她不可能打碎它。她能够做的，就是一方面在床上“以某种熟悉的姿态朝两侧转着脑袋，把头埋在枕头里，强忍着侵犯”，一方面，在婚姻世界中再搭建一个自我的小世界。而他呢，对此竟然无计可施，只是以一种牺牲者的姿态默默忍受情欲无法满足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