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爱于无生命者（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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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写作者，在类似演说这样的公开场合中，很难表现得很好，除非他具有失明的博尔赫斯式的态度，“因为我们现在是朋友。我不是在冲着大家讲话，而是在跟你们中的每一个人交谈”（博尔赫斯《七夜》）。布罗茨基发挥最好的文章，都是他面对一些深爱作家时的近似低语式的交谈，他们通常都是死者，如同在《小于一》里他要“取悦一个影子”，在《悲伤与理智》中，他要“求爱于无生命者”。

弗罗斯特的抒情短诗《步入》、讲述孩子夭折后一对夫妇对峙场景的叙事诗《家葬》；哈代写在世纪末的《黑暗中的画眉》、为泰坦尼克号沉没所激发的《两者相会》、哀悼已逝爱人的《你最后一次乘车》，以及思索自己死后场景的《身后》；还有里尔克的长诗《俄耳甫斯。欧律狄刻。赫尔墨斯》，重写那个古老的神话题材，歌手俄耳甫斯寻找爱人的阴间之旅……种种布罗茨基在那些强有力的诗论长文中所选择细察和分析的诗作，无一例外，都和死亡有关。“我的阴郁源自他。”在讨论弗罗斯特诗歌的《悲伤与理智》一文中，布罗茨基如是说道。这种构成其最好文章基调的阴郁，无可避免地，来自对死亡的沉思。

死亡，有一种能量，几乎没有哪一位诗人可以抗拒这种能量的诱惑，但它也是一种危险的诱惑。那些简单地想借助死亡的羽衣为自己诗歌增添魅力的诗人，要小心自己成为那个出卖影子的人，在获得短暂能量的同时，也在被死亡吞噬，丧失人之为人的更强有力的可能性。而对布罗茨基和他所深爱的那些诗人而言，与其喋喋不休地谈论和膜拜死亡，不如深入死的深处，如同俄耳甫斯深入阴间，去从死神那里尝试夺回那些至可宝贵的事物与情感；如同哈代如此清醒冷峻地沉思自己死后的景象，“如果他们听说我终于长眠，站在门口，/他们仰望布满星辰的天空，如冬日所见，/那些再也见不到我的人会有这样的思绪吗：/‘对于这些奥秘他曾独具慧眼’”；如同弗罗斯特，让悲伤与理智相互对话，彼此点燃，好让真正的生活从中启动，让自我得以自由，让语言可以接近那些无生命者，接近物，它们代表一种更为恒久的存在。

一个对诗歌有兴趣的读者，应该将这些文章一字不漏地细读（当然，关于里尔克那篇长诗的分析，如果参看李永毅〔灵石〕的译诗版本会更具说服力），它们是难得的助人迈入诗歌之门的教材，不同于新批评派时常流于隔靴搔痒的鉴赏分析，也不同于国内诸多把诗歌当作分行散文进行理念阐发的论文，而是出自一位公认为杰出的诗人，他要力图讲述的，正是另一位诗人贺拉斯在《诗艺》里所要澄明的：“如果我不能追踪格律的演替，不熟谙/各类作品的风格，为何被称为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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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勒留和贺拉斯，两位古罗马人，是这部文集的压舱石，抑或，是呼啸向上的飞行器在摆脱掉诸多推进器之后、在那个狭小的最后密闭舱里除作者之外仅剩的两个人。在群星之间，一个类似于死后之所的静谧领地，作者尝试与这两人作一番星际穿越般的交谈。

《向马可·奥勒留致敬》和《与贺拉斯书》，展示了布罗茨基在古典领域的修养。这种修养是整体性的，并沁入骨髓，它导致了一种与作者过去警句迭出的宣讲文风截然不同的沉思语调。在古今之间，在罗马的城与人之间，在哀歌和自我之间，布罗茨基来回游走，却并非炫技性的，而是服从于思绪的漂移。而这漂移的前提，是对所谈论对象的熟极而流。因此，这两位古典作者，奥勒留和贺拉斯，在布罗茨基的笔下时时刻刻都是以一种共时性的方式出现的，他面对他们像是面对已经完整存在于那里的青铜雕像，而非一种渐次长成的生命，那不断变化的，是他本人，是他审视他们的角度，而非业已完成的他们。

“如果《沉思录》是古代，那我们就是废墟。即便这仅仅是因为，我们相信伦理学拥有未来。至少，伦理学是一种当下的准则，在这方面它或许是唯一的，因为它能将每一个昨天和每一个明天都变成现在。它就像一支箭，在它飞翔的每一个瞬间都是静止不动的。”

“因为他是一块海绵，而且是一块患忧郁症的海绵。对他来说，理解世界的最好方式（如果不是唯一方式的话），就是列出世界的内容。”

这既是在谈论那些古罗马的作者，也是布罗茨基在谈论他本人。面对奥勒留和贺拉斯的时候，他几乎就是在列出他所认识到的古典世界的全部内容，以期获得和他们对话的资格，这也是向无生命者求爱的唯一方式。它注定得不到任何的回应，这是教人感伤的。但或许也正因为如此绝望，美学才能重新转化成伦理学；那种企图说服和教诲他人的诱惑，才能重新转化成对于自身无知的不懈探索；而过去的丰富和未来的不确定，也正是在这样感伤的沉思中，转化成此时此地的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