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八、新的会议

  王四川的猜测让我毛骨悚然,但我内心觉得那不太可能。飞机部队属于空军,在我们的概念里非常神秘,一九四九年开国大典的时候,一共才几架飞机还都是从国民党手里缴获的,从此中国的飞机工业完全是绝密的。

  现在再看,当时的中国完全没有工业基础,造飞机几乎是不可能的。到了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部队的大部分伤亡都来自于空中打击,飞机一直是中国军队的痛处。我后来查访当年的资料,看到彭德怀在朝鲜问毛泽东:“我们的飞机呢?”内心非常感慨。

  那个年代中国获得飞机技术的唯一途径是苏联,但即使有苏联的帮助,我相信在当年也不可能有那么强大的吊装能力,那个时候很多工程兵连精密吊车都没见过。

  但很快我就知道了,自己有多保守。

  在四川提出他想法的第四天,我们被通知参加一次特别会议,我当时心跳骤然加快,知道这次会议,可能决定我们的去留。

  这是个小型会议,比我们到佳木斯以来的所有会议规模都小。我们在这个小帐篷里,一共也就十来个人,没有放映机,但一看坐在前头的几位,全都是饭里有鸡腿的主儿。一个是之前认识的程师长,但他却不坐在正位,坐正位的人,穿着深色的中山装,大约六十岁,双目炯炯有神精光四射,一眼看去很不一般。

  等程师长开始一一介绍,我们都站起来握手,才意识到此人的价值。在这里照例我不能说,不过当年中科院没多少人,在系统里的人也许能猜到他是何方神圣。此人有个外号,比本名更广为人知。这个人会出现在这里我并不意外,这么大规模的工程加上这里的机密度,有一位朝野大员亲自把握,其实一点也不过分。

  落座以后,由中山装老人带头,我们再一次宣誓保密。

  我在这个故事里,一共宣誓了三次,这就是最后一次。如果你认为我之前的事情已经算是匪夷所思的话,那之后的故事,会更让你无法接受。

  从这篇文章开始以来,我之所以选择平铺直叙,就是为了能让大家在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可以接受后面的故事。

  当时与会的一共是十一个人,除了六个领导外,剩下五个包括我们都是被选中参加任务的人员。我到现在还保留着当时的名单。事实上,不用再看我也能背的出来。

  他们是我,王四川,田小会、朱强和阿卜买买提。我和王四川属于基层的地质勘探员,田小会和朱强都是院里的。田小会就是老田,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李四光麾下的学生,当时已经是主任级别,说是小会,实际也比我们大了很多岁。

  阿卜买买提是什么身份我不知道,看样子可能是在后方指挥工作。

  朱强是摄影师,以前没见过,但我被救上来以后开的第一次赶鸭子会,摄影机是他安装的。

  整个会议过程非常短,其实那只是一次非常简短但是不可抗拒的任务安排。

  他们告诉我们,我们将要进入到深渊中去。这一次,不是使用钢缆,而是飞进去。

  说完这个,王四川就看了我一眼,表示他的未卜先知,但他脸上并不是得意的表情,反而是一种严肃下的悲切。

  程师长汇报,这本来是既定的计划,在老猫第一次幸存回去通报了洞里的情况之后,他们已经有了这样的计划。计划一共有两个方案,第一是准备从苏联进口一家大型飞机,但是和苏联交恶后,很难再进行这样的活动;第二是使用中国现有的飞机,但这个需要很长的时间,他们现在运到了吊装设备等零件运进来还要很长时间。

  后来裴青发现了吊装仓库里还有日本人的轰炸机零件,因为这里的起飞铁轨都是根据日本的规格来设计的,所以,他们决定使用那些零件,再组装出一架“深山”轰炸机。

  经过工程师们不分昼夜的工作,这架飞机即将完成最后组装,因为中国没有能驾驶这种大型轰炸机的驾驶员,所以他们找到了一个滞留在中国的苏联飞行员作为主驾驶,由一个投降的国民党飞行员作为副驾驶。

  我一下就意识到他们说的是伊万,但是,伊万没有出现。显然飞行员不需要知道我们这方面的事。

  我当时的感觉无法形容,以至于会议后面的内容,我完全就没有听进去。不过,在那个时候,我已经完全认命。

  会议后,我们被安排进行了很全面的体检,之后是继续等待。

  我通过朱强,知道了那个伊万真实的背景。他是苏联的功勋飞行员,平时做飞行教练,因为特技出色,被称为疯狂的伊万。据说从前他为了向袁喜乐求婚,使用轰炸机在空中做了一个非常困难的大空翻动作。这个动作本来是绝不可能做到的,但他竟然侥幸成功了。

  因为这件事情袁喜乐才接受了他的追求,不过他也因此被送上军事法庭,为了避免刑罚,他作为最后一批专家过来援助中国,但来了没多久中苏关系就僵了,他为了袁喜乐滞留在国内没有回去。

  他可以说是那时的中国能驾驶轰炸机进行这种飞行的唯一的人。

  我听了不置可否,更加觉得自己没戏了,两厢对比,我是一个瘪三地质队混混,他是功勋飞行员,而且和袁喜乐有过那么激烈的过去。

  不过,反正她已经离开了,以后见到她的机会几乎没有,无论她是怎么想的,都和我没有关系了。

  等待期间,我一直在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王四川则一直焦虑,但我们没有再对这件事情进行讨论。一来是不允许,二来是我们都没有心思,谁有心思讨论自己可能会怎么死?

  朱强因为要安装摄像机,所以先进了幕布里,但他也没有对我们说什么,只说拍了一些资料先送到地面上。为了以后公开播放的时候,不让人认出那是日本的飞机,他得把那些膏药旗贴上胶布盖住。

  我想着,既然可以做这种门面工夫了,那飞机一定已经经基本成型,不由得更加忐忑。

  我和王四川的深厚友谊,大约是在这段时间建立的。在当时,我们都怀着对周遭一切的疑惑、恐惧,以及对很多事物的基本共识,由此更容易互相信任。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利益可以供我们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