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又见时间

作者：詹姆斯·冈恩

译者：刘冉

时间如同量子物理：能观察到的现实与科学理论相抵触。我们注意到它一分一秒地流逝；我们认同现在源自于连绵不断的过去时刻；我们知道更多时刻向前方延展，隐入未来的迷雾；我们彼此交谈，仿佛共享的乃是同样的经验。然而科学家告诉我们，我们对时间的感知是主观的，取决于我们当时在做些什么，甚至取决于我们的加速度；时间并不能作为独立的现实存在，且时间的箭头完全可以倒转过来运行。然而我们坚持想要依靠它，在记忆中捕捉它，并在当下的决定中计算它的未来，仿佛它真实存在，而不是世人共同的幻觉。

科幻小说将时间主题攫取为其基本主题之一，与太空旅行、现实和未来故事属于同一类型。这些主题都有助于探索在变化的世界中，生而为人有何意义。以时间为例，将过去具像化能够达到多个目的：思考过去为何如此发生，现实如何从中浮现，过去是否能够（或应该）改变，无论过去是被有意还是偶然改变将如何影响现在，是否只存在一个单一的过去，还是关键事件的不同选择会创造平行的时间线，以及人类修改过去的欲望能否成真——人类为了赢得更多钦佩或同情，总想篡改自己的故事甚至记忆。另一方面，对未来的推测则是在试图指引或评判现在；如果过去不可改变，至少未来仍然取决于当下的抉择。

最早探索未来和过去的科幻小说讲的正是发生在未来和过去的故事。几个世代以来，幻想文学拜访未来或过去的唯一方式就是类似无名作家所著《乔治六世的统治：1900至1925》[1]或是路易斯·塞巴斯蒂安·梅西耶[2]的《2400年备忘录》这样的故事；又或者是通过穴居人的故事进入过去，例如斯坦利·滑铁卢的《阿布的故事》[3]，杰克·伦敦的《在亚当之前》[4]，H.G.威尔斯的《石器时代的故事》和《怪人》[5]，J-H.罗尼的《求火记》[6]，一直到威廉·戈尔丁的《继承者》[7]。科幻小说描述过去或未来的主要策略就是简单地将故事放在过去或未来。华盛顿·欧文在《瑞普·凡·温克》[8]中让这一过程更加可信，这本书讲的是一个人沉睡了二十年，醒来时面对着一个已经改变的世界。这种时间旅行的方法引起一系列作家的效仿，包括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9]，甚至是H.G.威尔斯的《睡者觉醒》[10]。通过长时间的沉睡抵达未来，这种方式很快就落伍了；一直到低温学的成就让唤醒所谓“冻尸”的冷冻身体或头部成为可能，这一方式才重新流行起来。不过，相比起“一觉睡到未来”，威尔斯在他的长篇[11]小说处女作《时间机器》[12]中提供了一种更好的选择，并因此声名鹊起；这部作品第一次提供了一种时间旅行的技术手段，并通过对其装置和背后理论（时间作为第四维度）的描述令它看上去真实可信，还借它来批判当时阶级分化的趋势。从此之后，威尔斯式机器的概念主导了时间旅行，但威尔斯的时间旅行者却和之后的多数故事不同，从未前往过去。

早期的解释方法，多是一个巧合就穿越回去，或者解释为黄粱一梦。马克·吐温在《康州美国佬在亚瑟王朝》[13]中用过这一策略：实用主义的工程师被人敲了脑袋，结果发现自己穿越回了亚瑟王时期；于是他尝试引进现代科技来改革体制。L.斯普拉格·德·坎普在《唯恐黑暗降临》[14]中与马克·吐温遥相呼应：主人公被闪电击中，结果发现自己穿越回了公元五世纪的罗马；于是他尝试把意大利从黑暗时代中拯救出来。艾萨克·阿西莫夫在《基地三部曲》[15]遵循了这一传统，只是发生在未来帝国：哈里·谢顿致力于利用“心灵史学”来缩短银河的黑暗时代，而所谓“心灵史学”，指的是一种通过概率学来预测历史大势的方法。后来的作者们会通过催眠等心理学方法将他们的角色送回过去，例如杰克·芬尼的《一次又一次》[16]。但是，要说专程回到过去以及这种旅程带来的后果与忧虑，时间机器的设定仍然占主导；例如在雷·布拉德伯里的《一声惊雷》[17]中，一名回到原始社会的旅人偏离了事先预定的道路，踩死了一只蝴蝶，结果回来之后发现世界大变（“蝴蝶效应”）。利用机器改变关键的过去事件，从而改变现在，这种想法催生了一系列故事，从杀死自己的祖父（祖父悖论）这种个人故事，到改变世界——如刺杀希特勒或千方百计阻止他获得权力。

这种处理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故事类型：努力改变历史或阻止这种改变，从而令现在或未来对某些个人或群体来说更加理想。此类故事中较早的有A.E.范·沃格特于1942年发表在《惊奇科幻小说》上的中篇小说《招募站》[18]，它后来与另外的故事一起收录在1950年出版的《时间大师》[19]中。这篇小说可能最早发明了“改变过去之战”这一概念，也就是想象不同团体通过改变过去争夺对未来的控制权。波尔·安德森在《时间巡逻》[20]中使用了这一概念；之后四十年，它在一系列故事与选集中得到延续。例如弗里茨·莱伯在《大时代》[21]中为“改变过去之战”的主题做出了贡献。

所有这些故事都假设存在可改变的“时间线”，巧妙地修补可触及的过去，就能够选择不同的结果。这又带来了一个故事类型：要不是人工干预，事情本应不同。这种或然历史[22]故事在20世纪30年代流行起来；J.C.斯夸尔编辑的选集《假如历史是那样发生的》[23]收录了若干此类故事，其中包括温斯顿·丘吉尔的《假如李没有赢得葛底斯堡战役》[24]。詹姆斯·瑟伯发表在《纽约客》上的故事《假如格兰特在阿波马托克斯喝多了》[25]讽刺了这一趋势。1950年，沃德·穆尔的《解放之年》[26]为这一类型注入了新的活力，菲利普·K.迪克的《高堡奇人》[27]则促进了或然历史小说的兴盛，这本书假设某些关键事件的改变导致轴心国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被德国和日本瓜分统治；让故事更复杂的是，这个世界里存在一本小说，其中描绘了另一个现实，与我们的世界极其相似。此后，无数或然历史故事得以出版，通常聚焦改变重要战争的结果，最终在历史学家哈利·托特达夫的倡导下，甚至被历史学术界单独划分出一个被叫做“反事实”的独立类别。

或然历史的价值不仅在于推测历史为何如此发展，还质疑了现实的脆弱。因为现实依赖于某些事件，而这些事件本来可能有不同的结果；因此，它同时质疑的，还有读者对自己所处现实可靠性的信心。作者对或然世界的描绘越可信——如《解放之年》以及《高堡奇人》——我们身边的世界看起来就越偶然，就像我们亲身经历的偶发事件以及塑造了我们生活的决定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