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那次出行之后过了一个多礼拜，一切似乎都没什么变化。可我知道情况不会这样持续下去，果不其然，一进十月，我就开始注意到一些微小的变化。比如，虽然汤米仍然在画那些动物，却对我看到他画画表现出一些警惕。两人并没有回到我刚刚给他做护理员时的那种状态，而农舍时代的旧事阴影仍然笼罩在我们之间。但他仿佛已经考虑清楚，并且做出了决定：他会随兴而作，继续画他的动物，如果我进来，他就停下来，把画收起来。我并没有因此感到受伤。事实上，从我的角度来看，这倒让我松了口气：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些动物盯着我们的脸，只会让情况更尴尬。

但还有一些变化我就无法感觉那么轻松了。倒不是说我们从此再没有在楼上他的房间里享受过好时光。我们甚至仍然时不时会做爱。可现在我总是忍不住留意到，汤米越来越多地跟康复中心其他捐献者获得认同。比如，倘或我们俩一起在聊起黑尔舍姆的故人，或迟或早，他总会将话题转到他现在的捐献者朋友，也许说过或者做过什么跟我们回忆相似的事。具体有一次，我开了很长时间的车，终于到了金斯费尔德，从车上下来。广场看起来跟我陪露丝去看船的那天，来到这家康复中心的样子很像。那是一个阴云密布的秋日午后，周围没什么人，只有娱乐室的屋檐底下聚集着一群捐献者。我看到汤米就在他们之中——他站在那边，一边肩膀靠在柱子上——在听一个蹲坐在门口台阶上的捐献者说话。我朝他们走了几步，然后停下来站在露天里，那片灰暗的天空下等着。可是尽管汤米已经看到了我，却仍是在听他朋友讲话，终于他和其他人一起哈哈大笑起来。即便这时，他还是继续在倾听，面带微笑。后来他自己说曾经示意我过去找他，但如果他表示过，那也完全不明显。我只看到他含混地朝我所在方向露出微笑，然后就转头去听他朋友讲段子了。好吧，就算是他当时听到一半，好在过了一分钟左右，他总算走了过来，于是我们俩一起上去，到了他的房间。但如果是从前，情况会完全不同。不仅仅是他让我在广场上白白等了他一阵。单是如此的话我不会太往心里去。更重要的是，那天我第一次感觉到他因为要跟我一起走开，表现出一种类似怨恨的情绪。当我们上楼到了他的房间之后，两人之间的气氛也不太融洽。

说句公道话，很大程度上这可能既是他的问题，我这方面也有责任。因为当我站在那里，看着他们说说笑笑的时候，我意料之外地感到一种小小的触动；因为那些捐献者自然而然围成一个大致的半圆形，他们几乎刻意地摆出放松的姿态，或立或坐，仿佛向世界宣布他们每一个都是多么享受彼此的陪伴，这让我想起来我们一群小伙伴从前的样子，总是在运动馆几个人围坐一起。正如我所说，这种类比触发了我内心的一些感受，因此也许，等我们上楼到了他的房间之后，我心里同样也有怨恨之意，与他对我的感觉并无二致。

同样，每次他对我说因为我还不是捐献者，所以某些事我理解不了的时候，我也会感到丝丝的刺痛和怨恨。但是只有一次例外，具体事件我马上讲到，除此之外问题就只是这样丝丝的刺痛而已。通常他会半开玩笑，几乎是带着爱意地对我说起这些事。即便有的时候事情更严重一点，比如有一次他对我说，不让我再把他的脏衣服拿去洗衣房了，因为他自己能去，但这些小口角也没有变成争吵。那次我问他：

“这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俩谁把毛巾拿下楼去？我反正要下去的嘛。”

对此他摇头回答道：“你瞧，凯丝，我自己的事自己能处理。如果你是捐献者，你就明白了。”

的确，这确实感觉有点烦人，但这种事我可以轻易忘掉。但正如我所说，有一次他说起这样的话，我不是捐献者云云，就真的惹火了我。

那是在他第四次捐献的通知送达大约一周之后。我们都知道这通知要来，关于这个已经深入地谈了不少。事实上，自从那次去利特尔汉普顿回来，我们谈了很多心底至深至密的话。我早已了解捐献者对于他们第四次捐献的反应各有不同。有些人会随时想谈这件事，无休无止，毫无方向地谈。有人只会玩笑中提及，还有人根本拒绝谈论此事。再者捐献者中间有这样一种古怪的风尚，会将第四次捐献当成是一件值得庆祝的成就。有捐献者要“四进宫”了，那么即便他迄今为止都不大受人待见，如今也会受到特别尊重的对待。连医生护士都会来这套：当第四次捐献的人进来做检查的时候，白大褂们会微笑相迎，上前握手。而我和汤米曾谈起过所有这些事，有时是玩笑，有时是严肃认真地交流。我们讨论过大家处理这件事所尝试的各种方式，到底哪种方式最为合理。有一次，我们并排躺在床上，等待暮色降临，他说：

“你知道为什么吗，凯丝，为什么每个人都那么担心第四次？那是因为谁都说不准这是不是真正的完结。如果你确信这次就完了，那就会比较容易。但他们从来不会明确给我们讲。”

有段时间我已经在考虑，我们会不会聊到这件事。我也曾考虑过应该如何应答。可是事到临头，我却找不到什么话可说。于是我只说：“这都是些废话，汤米。都是空谈，胡说八道而已。不值得认真考虑。”

但汤米应该会知道，我没有任何东西来证实我的这些话。他也应该知道，他提出的问题，就连医生也没有确切的答案。你也会听到同样的谈话。也许在第四次捐献之后，哪怕从技术上讲，你已经完结了，但某种程度上你依然保有意识；这时你会发现还有更多的捐献，很多很多捐献，在这条分界线的另一边；再也没有康复中心，没有护理员，没有朋友；你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捐出剩余的一切，什么也做不了，直到他们将你关掉。这是恐怖电影里才有的东西，大多数时候人们不愿意去想这些。白大褂们不愿意，护理员不愿意——通常捐献者们也不愿意。但时不时会有捐献者提起这些，就像汤米那天晚上一样，现在我真希望我们曾谈过这些。可是实际上，当我斥之为胡说八道之后，我们俩都退缩了，对这个领域完全避而不谈。至少，我知道在那之后，汤米依然想着这些，我很高兴至少他曾跟我谈到这样深藏的心事。我想说的是，总的来说在我的印象中，我们共同面对第四次捐献的到来，处理得还不错，因此那天我们俩在田野里散步的时候，他说的话让我大吃一惊，不知所措。